论秦汉的学吏制度

<正> 秦汉时期,不管其官吏登庸制度有何变化,但作为从事具体业务的吏员,或一个出身寒微、无财势可依的人,欲进入吏途,则都是必先有一个学吏过程的,不论通过官学或私学,或向正式吏员去做学徒,总是必须先取得做吏的业务能力与资格,然后再结合长吏的辟置而进入吏途,故汉有“文吏之学”产生,东汉有贱儒生而高文吏之俗,儒生也“用吏为绳表”,朝夕学问。两汉人对此有个专称,叫做“宦学”或“学宦”。今就秦汉时期学吏制度的几个问题试作说明如下。     

韩连琪教授与先秦秦汉史研究

<正> 山东大学历史系韩连琪教授,是研究我国先秦秦汉史的著名学者。他生于1909年,山东安邱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先后执教于山东师范学院、华东大学、齐鲁大学。1951年9月,到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文史哲》编委、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山东地方志》编委会顾问、山东地方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蚩尤与阳谷历史文化

济上文化圈的地理中轴线是河济一线。济上文化圈内东西之间的交通往来,主要受黄河的直接影响。济上正是古之所谓穷桑区域,是东夷文化中心区域。古代寿张、阳谷、东阿,属济上文化圈之中心地带。蚩尤部落主要活动于济上文化圈内,基地在于济西区,阳谷之皇姑冢当为其中心地带。古寿张县为济上县邑。居于济上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张秋、皇姑冢当在其范围内。阳谷县十五里元镇皇姑冢村至少有着六千年连绵不断的人文历史。蚩尤之祭,古时列在国家祀典。迟至宋元之际,蚩尤冢是有墓园的。     

说秦汉徭役制度中的“更”——汉牍《南郡卒编更簿》小记

松柏汉1号墓47号木牍《南郡卒编更簿》,它的性质,像一种理论预算性编制。其数据是宏观性数据,是一个为实征徭役提供的理论预算性数据;此簿的基本属性是"编人",即对县卒人员的分组编制。秦汉月更徭役制度不论采取何种编制,对于一个更卒个体而言,其年内践服更役之总量是不得超过一个月。牍文所示"三更"等诸"更",其义极简明。今以"三更"为例言之,"三更"义即三个更次,亦即将全县更卒分组编制成为三部分,也可以说是三个队列。他皆仿此。     

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农村公社残余问题

商鞅变法后,秦村社残余势力尚强:秦乡村聚落内仍存在着共同的经济联系;乡村存有政社合一职能的残余;邑里村落内存在着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村社贵族残余势力依然存在。     

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

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之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须为"更",又须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普遍土地国有制——对《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的商榷

杨作龙同志《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简称《商榷》)一文,对拙作《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简称《制度》)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读后颇有收益。然而唯觉其全部论据、论证与结论皆误,故于1989年4月即作《对<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的商榷》四万余言以答驳之。拙文寄《中国史研究》,幸得编辑部应允为刊布之。然因版面所限,不能尽意刊出,无奈析为二篇,一篇载于《中国史研究》,一     

秦汉制度研究又见一枝新——读李玉福著《秦汉制度史论》

李玉福先生研究秦汉制度史,积之有年,最近出版了他的力作--<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这无疑是学术史上一件值得庆幸的喜事.     

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问题——兼与严宾先生商榷

关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问题,或从齐襄王实际在位年数、燕国灭亡之年、秦始皇议立帝号与议置郡县、北攻匈奴、南击百越等事来推断,确定六国最后灭亡为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其所论证与结论误。《史记·六国年表》以《秦纪》为经编纂而成,这是确定秦灭齐年代的标尺。其它文献与考古资料,与此完全一致,仍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为是。     

老子的社会政治哲学新探

老子从其“道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其核心是自然无为论。其“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求无妄为,亦正是顺自然而大有作为。他对社会人生充满忧患意识,批判了反“天之道”的“人之道”。从其内圣外王之道,自然可逻辑地推出他的公仆意识。他是一个积极救世者。他主张建功立业,不过要“功成身退”,也就是要退出既成事功的圈子,再立新功,如此而不已。其“小国寡民”之说,并非开历史倒车,而是他的理想国。他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主张,便是其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达到相当高度发展境界的十二字社会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