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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主义之我见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民族”并不是一个现代概念 ,早在近代以前 ,民族形态便已经存在 ,这源于民族内部的单系进化规律。民族的形成方式多种多样 ,近代西方民族的确立只代表了民族发展的一个方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概念 ,在近代以前它表现为“前民族主义”(priornationalism)。民族主义是主、客观因素结合的产物。民族主义的内核是个人权利 ,它对民族整体利益往往表现出一种张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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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林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2):151-156
1943年签订的《中美新约》引发两次中美法律互动。第一次法律交流成效甚微,海尔密克的建议及倪征燠的赴美考察未能触及中国法制的根本问题。第二次法律合作无果而终,庞德的构想及杨兆龙的实践指明了中国法制的进步方向,却沦为宪政斗争的牺牲品。两次法律互动反映出治外法权终结后中美朝野的不同反应,体现了新约对于双边关系的进步性及局限性,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名义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复杂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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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一国政府的"执政资源",开放条件下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更加隐蔽。西方发达国家高效施行的控制体系强化了本国民众的价值认同与民意支持,所推行的价值理念亦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挥国际权力、强化国家利益的一项利器。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防战略与战术策略对中国提升本土价值的现代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动学习,促进本土理念的现代化、积极提升中国价值的国际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可行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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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林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1):80-86
《新约》的酝酿促使美国约束驻华士兵犯罪,并经国民政府单边许诺,于1942年事实上确立专属管辖权。《新约》谈判期间,双方认为驻华美军司法管辖权与废除治外法权无关,加之担心影响《新约》的积极意义,遂将其条约追认推迟到《新约》缔结后完成。战时驻华美军专属管辖权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非《新约》的倒退、治外法权的复活,但由于美国军事司法体制的缺陷以及中方干预权的缺位,美兵犯罪非但无法根治,反而加重了中美关系的不平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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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林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3)
1943年签订的<中美新约>引发中基会存废之争.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在新约缔结后日趋激烈,陈立夫为首的强大力量主张借助新约的历史契机,彻底铲除"国耻"色彩的中基会.中基会出于自身利益和维系中美文化合作交流的考虑,始终坚决反对撤废,并寻求美国外交支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中国国家利益.美国政府意图保留这项文化投资,经过利益权衡,其对策经历了不表态、公开弹压和停止干涉三个阶段的变化.中基会存废之争的缘起、经过与结果,暴露了新约的缺陷,体现出新约对战时中国社会和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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