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与宋元南戏婚变戏之比较

元杂剧和宋元南戏中的婚变戏虽同为反映婚变问题的作品 ,然而由于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它们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风姿。本文通过对二者文化土壤、文人地位、婚变类型以及婚变内涵四个方面的比较 ,认为二者折射出的社会风尚是有所差异的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元散曲中的青楼唱酬之作论略

元散曲中绝大多数的有关青楼唱酬的作品既有骏高的认识价值，也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元代青楼唱酬之作之所以兴盛，这与作品的主人公──艺妓和作品的作者──元代文人有密切关系。这些青楼唱酬之作可分为如下三类：1表达爱情．2表达同情．3．表达赞美之情。     

论庄子的“虚静”

庄子的虚静思想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审美或艺术创作活动必需的心理状态,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要求主体超脱世俗,忘其身后,心怀空明澄澈,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灵自由,庄子提出以“心斋”、“坐忘”达至虚静之境。庄子的虚静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刻     

元末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初探

元末隐于寺院道观善诗的释子黄冠颇多,除了抒写隐居情怀以外,由于其特殊的社会氛围,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元末释道诗人与世俗文人的交游唱和中可以发现,元末释道诗人明显地呈现出世俗、颓废甚至放荡的一面,这正是元末文学发生胚变的一种征象。此外,考察元末诗僧和道教诗人的经历和交游,还可以发现,本来水火不容的僧人和道士,却因为文学因缘而时有交谊,甚至师徒相授。其原因在于,对乱世之下为逃名而隐于寺院道观的僧道来说,物质利益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逃禅学道以避世的文人因此而达成了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异的默契。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菊花意象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迷人的花卉王国，在我国丰富的古典诗歌中，以大自然美的精华──花卉为吟咏对象的名作不胜枚举。诗人们或缘物寄情，寓理于文中；或借景抒情，寄志于辞问。许多花卉因而承载了丰厚的文化意蕴，将古典诗社领域点缀得摇曳多姿；同时，这些古典诗歌也赋予花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这当中，以开在修林凋殒、茂草收荣时节的菊花，尤为引人注目。这类咏菊诗所构建的菊花意象，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一、高风亮节的菊花意象被誉为一四君子”之一的菊花，在我国已有3O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250O多年前的《礼记…     

元代两性文化的变调--简论元杂剧中的"弃夫再嫁"与"商人插足"型婚变戏

有元一代文人士子的社会地位因草原文化的入侵而一落千丈,同时,以往夫妻间看似不可改易的两性关系模式也逐渐开始松动.在家庭婚变中,女性往往表现出以往不曾有过的积极主动.现存的一些元杂剧非常深刻地反映了这些社会现象.根据婚变戏剧情节发展不同,<渔樵记>等五部作品可归纳为"弃夫再嫁型"婚变戏,<青衫泪>等四部作品可归纳为"商人插足型"婚变戏.它们都孕育于元代特殊的文化土壤.     

纽结三纲重接续——试论元代伦理道德剧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伦理道德相对淡薄的草原文化与传统中原文化的严重冲撞,致使当时社会纲常松弛,风气日益淫废.一部分具有儒家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怀着“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传统责任感,创作了一批伦理道德剧.文章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作家创作意图的角度,集中分析了《降桑椹》、《窦娥冤》、《赵礼让肥》、《杀狗劝夫》等宣扬孝悌的伦理道德剧和《救风尘》、《范张鸡黍》、《东堂老》、《谢天香》、《冻苏秦》等歌颂信义友情的伦理道德剧.文章肯定了它们对于维系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

元末天下板荡,逃避世事于文人中已然成风。不同文人基于自身的条件,选择的具体避世之法不同。概括起来,元末文人藉以逃避世事的生活方式有五种:书画避世、逃禅学道避世、隐于学校、文人雅集以寻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适。元末文士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忘怀世事,是封建社会后期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体心性自由潮流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