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长沙杨恩寿为例

通过对同治年间湖南长沙士人杨恩寿日记的解读,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科举是形成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制度基石,而科举制度的运作过程却不能避免制度自身的异化,除庞大的失败者队伍中酝酿出现政权的批判者和叛逆者外,更普遍的弊端则是连续的失败打击将坚持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士子推至精神上的绝境,直至他们背弃从属于该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论".     

清康熙朝后期政治与中日长崎贸易

直至晚清 ,中日两国交通仅限于长崎贸易一途 ,其中虽无任何冲突性事件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长崎贸易对两国政治影响的空白。事实是 ,清代前期来自长崎铜贸易的任何变故都曾对中国内政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就康熙朝第二次钱制改革受长崎铜贸易牵制的史实考察 ,回答清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及中日关系在清前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传教士、儒士与西学东渐

中国近代社会跃进和渐进的变迁,不是直接来源于社会内部诸因素缓慢发展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外来军事、经济、文化入侵,旧的社会形态被强制破坏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整体意义上,这种特殊状况下的社会变迁仍是缓慢和渐进的,但在局部的区域——开放的沿海城市、特殊的社会阶层中——与西方人关系密切的买办、商人、官僚、知识分子等,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发展,却是在强制性的外来输入情况下产生了跃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的跃变,既没有本土文化的延续性演变为基础,也不具有足够的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完)

5《吴趋汪氏支谱》《颍川汪氏大宗历朝续承》《汪氏文献考》《环山汪氏宗谱》《绩东汪氏重修宗谱》《山阴汪氏谱》前述《汪氏通宗世谱》已提及吴趋的汪氏家族，属汪华长子汪建支系的唐模第61代仁高一支脉。其后裔于宋绍兴三年（1133）中进士的第67代汪勃移居铜山，第71代的汪缙入赘于浙江环山的方姓，缙之子成道又迁回歙县坦川。明末第82代的尚禄年轻时游学吴地（苏州），因喜好当地的人文风土，清初时便留居在苏州城内阊门附近的吴趋。此后形成（“仕宦昌炽，工贾辐辏”的吴趋汪姓家族据支谱记载，与尚禄联姻的潘氏家族也是清初由徽州移居…     

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

中国人一开始就是在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理解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并不构成中国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障碍.构成难以接受社会进化论障碍的是19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有过两次与社会进化论相关的“强弱论”问题的讨论.参与这两次讨论的王韬,主张以“用强”的立场应对西方的挑战,但他最终也未成为社会进化论者.象王韬这样的直接参与传教士西学传播活动的知识精英,不能以先驱者的姿态对在西方有广泛影”向的社会进化论以积极的理解,并主动予以传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就无庸置疑地被推迟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意及其演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究竟是谁创用的?它的本意是什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很长时期一直没有明确,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才开始公认该词的创用者是沈毓桂。因为早在1895年4月沈毓桂就在发表于《万国公报》的《救时策》一文中这样说过:“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     

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

本文根据家谱和地方志等资料,讨论了上海著名的沙船业主王氏家族经历19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家族代表人物由沙船主衍变为官绅和文化人,一个商人家族终至消亡的家族衍变史。王氏家族的衍变史说明,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一旦经商获利,商人就将资金转移于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种种因素决定中国的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     

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比较观

近代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郭嵩焘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里就说过:西人“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冯桂芬是看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郭嵩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在广度、深度乃至意识的清醒上远远超出冯桂芬。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独具特色,今天回过头去看,也颇觉耐人寻味。     

晚清平民知识分子的西学道路——评王韬与沈毓桂西化思想背景的异同

在西学初传中国的19世纪50年代就与西方传教士密切交往,长期服务于他们,而且此后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一番成就的近代人物中,王韬与     

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

秋瑾于1904年6月东渡,8月入东京实践女学校,成为该校旁听性质的"认可生"或"听讲生",但11月末则从该校退学。关于秋瑾此次退学之事及其退学原因,已往学界鲜有研究。从秋瑾入读实践女学校,实践女学校种种严格的规定和艰苦生活,留学经费的匮乏,积极参与东京浙江籍和湖南籍等省留学生的反清宣传活动等几方面探讨秋瑾入读和退学实践女学校之原因,可以在已往以女革命家秋瑾为主旨的革命研究范式之外,尽可能触摸秋瑾的内心深处,体会她的烦恼和困惑,乃至痛苦,加深对她由立志留学学师范教育最终却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而成为烈士的了解,从而不但丰富已有的秋瑾研究形象,而且也可以丰富二十世纪初反清青年人物之研究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