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保塞蛮夷"考论

汉代"保塞"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保塞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居于塞内保塞是最基本的含义与方式."保塞蛮夷"与"蛮夷保塞"不能等同,具有保塞举措的"蛮夷"并不能均被视为"保塞蛮夷"."保塞蛮夷"是一个专称,特别指代那些居于塞内自保或为汉朝保塞的族群.在汉代藩属体系中,保塞蛮夷属于"内臣",一方面受所居边郡或设于边郡的政府特设机构的管辖,另一方面其原有部落组织、首领权力得到保留并依旧发挥着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保塞蛮夷"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分开的,对不同认同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该族群的现实举动.     

地方人大“票决部门预算”与治理现代化

表决是人大行使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法律程序,表决方式直接关系到人大权力和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温岭市的"票决部门预算"以民主恳谈为载体,通过协商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相结合将预算权的价值问题转换成程序问题。从程序上看,其经历了"征询预算—审议预算—修编预算—票决预算"这一系列的过程与步骤。在"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票决部门预算"见证了表决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这对人大监督乃至人大制度建设无疑都具有实质性意义。     

温岭东部新区海绵城市建设

温岭东部新区在建设过程中以海绵城市为导向,积极探索实现“生态保护、城市建设、产业发展”三者共生共赢的新路径,已初步形成了“清洁产业、生态排水、雨水花园、生态湿地”四大防护体系,确立了雨水“自我渗透、自我过滤、自我积存”的海绵城市生态底色,达到了城市雨洪防治、雨水污染控制和水环境生态保护等多重目标,实现了雨水资源化,实现了“城市、产业、环境”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典范。总结温岭东部新区的经验,可以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难得的借鉴。     

论汉匈关系中的三种"故事"

在汉匈关系史上,冒顿、呼韩邪、南单于比时期与汉朝构筑了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成为三种故事,为后世汉匈处理彼此关系所因循或借鉴.故事的产生与维系需要多种条件.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汉匈会要求更改当前故事而重新选择新的故事.此时,双方均会坚持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故事.三种故事的存在使汉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对双方处理彼此关系起到了参考作用,同时也使得转型期汉匈关系的确立变得尤为艰难.     

温岭参与式预算的衍进与深化——基于预算民主恳谈“实验场景”的解读

始于2005年浙江温岭新河镇参与式预算的过程和逻辑为：增加会次、会期——细化预算——会前培训——修改预算——修正议案——制定实施办法——设立财经小组。参与式预算培育了公共预算的“所有权”意识，使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成为现实，公共资源“优先权”的排序在多方博弈中实现了有效的均衡。2008年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又有了新的衍进和深化，其“实验场景”的表征为：在移植中开创新的局面，在常量中注入新的变量。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典型性与生命力正在放大。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而且在事实上启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改革——公共预算改革。     

秦汉边民与“亡人”“蛮夷”的演生——以东北边塞为例

秦汉时期,边塞被赋予了限制亡入、亡出的职能,但北边的越塞现象仍然经常发生。其中,尤以边民的亡出最具代表性。在其时东北塞外,基于边民群体性越塞亡出的基本史实和华夷区分的观念意识,形成了两条“边民—亡人—蛮夷”的身份演生路径。边民跨越边塞成为“亡人”后,除有以“中国人”身份区别于当地“蛮夷”外,其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被辨识、建构成“蛮夷”。关于“亡人”“蛮夷”身份的辨识及二者关系的解说,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显著的现实因素。     

协商民意测验与基层民主：浙江案例

内容提要温岭市泽国镇2012年公共财政预算民主恳谈。尝试大众、精英和镇人大代表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参与。这一协商民意测验,对于创新中国基层民主形式、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改进和完善协商民意测验,应回答与谁对话、怎样找到对话对象、以哪种形式对话三个问题。     

试析南越由“蛮夷”向“半蛮夷”的身份转变及认同变迁——兼论南越灭亡之内因

在南越王赵佗看来,天下人群与地域可分为中国、半蛮夷、蛮夷三个部分,其以此为借口来宣称南越政治独立及称帝的合理性。在西汉初期,赵佗分别以不同的资源来表达对汉朝的政治认同与对南越独立地位的认同。汉文帝即位后,历任南越王开始尽力维系两种认同的平衡。四主赵兴嗣立后,两种认同之间失去平衡,成为导致南越最终灭亡的内因。自此,南越完成了由蛮夷向半蛮夷的身份转变。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