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墙盘年代、微宗国别——兼与黄盛璋同志商榷

扶风庄白出土的一百零三件西周微家青铜器,是研究用、微史和微、周关系电的重要资料,也为函周青铜器的断代树立了标尺。但对这批器物的研究,在墙盘年代上有穆世、恭世     

石鼓出土地及其在唐宋的聚、散、迁

近世学者多据石鼓出土地论证石鼓年代,但石鼓曾被多次搬迁,所在地址有多种记载,如不辨别清楚,就会把迁移后的地址误当出土地,从而得出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有鉴于此,现据唐宋著录,对石鼓出土地及其在唐宋的三次聚、散、迁考证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京考

自清代以来,不少学者曾探讨京之地望,但至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本文拟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京的字义和性质 京即旁京。尽管学者对京地望有不同说法,但对字的解释基本上是相同的。阮元在《继彝》(应为静)考释中谓:“此旁之繁文,古邦字异文也。”王国维在《周京考》中谓:“其字从从。字虽不可识,然与旁鼎之,旁尊之,皆极相似,当是从旁声之字。”郭沫若在《臣辰》考释中谓:“字从声。当从方声。当即旁之古字。则旁之繁文也。”徐同柏、吴式芬也都释旁。《高》铭文“王初旁”就直作旁字。可知此字释旁是可信的。     

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

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南夷等军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和东征的作战实况,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战争史、东国与诸夷关系以及方国地名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我曾在《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中作过初步探索。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师同鼎》“■畀其井”刍议

“(以下用～代)畀其井”是师同鼎铭文的首句,此句头一字又是个前所未见的生僻字,这就为理解文意增添了困难,也是当前释读意见分歧的关键。 ～字原文作,从(以下用代)从井,应隶定为～。其所从之,实非列字,因为古时假烈为列,且商周器铭中的烈字都作剌,而不作烈。至今在商周金文里未见列、烈字形出现,可知列为后起字。用后起字来隶定西周文字笔画和释读文意,自然就难相合。不应隶定作列,同样～字亦非字。《说文》有(以下用     

史密(皀殳)铭文补释

陕西安康查获的西周青铜器史密(皀殳),上有长篇铭文,记载了南夷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和史密东征的事,为研究西周时东国与诸夷关系及这地方国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吴镇烽、李启良二位同志都写有专文论证(《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这里再试作补释。先对原铭释读如下:     

也释多友鼎铭文

陕西长安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是一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田醒农、雒忠儒两同志在《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上作了介绍和考释。李学勤同志在同刊同年第六期上也发表了详细的考释文章。这里仅就鼎铭释文和西周时猃狁入寇出入地的问题谈一点认识。 多友鼎铭文共二十二行,有重文一,合文一,共二百七十七字。第六行一数目字中间空缺一个十位数,细审器铭,系原铸就缺,因此不应按缺字计算字数。鼎铭共两个王字,按语气都应是重文。如果将两个王字都按重文计算则全文应是二百七十九字。     

历代散关遗址小考

关于古散关遗址,流行的说法是在大散岭上。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散关地址是不固定的,所有关址都在沿散谷水(即清姜河)的谷道里。《后汉书·顺阳怀侯嘉传》“岑引北入散关”下,李贤注谓:“散关故城在陈仓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这是汉代散关的地址,约当今益门镇附近,所守是在散谷水的下游。《水经注》记散关在扞水(即清姜河)成东北流向的地段,这是南北朝时的散关,应在益门镇至观音堂之间,所守在中游。《括地志》载:“散关在岐州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