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严九郎简谱

明治七年(1874)零岁七月一日出生于福井县圾井郡本庄村大字下番第十八号第十五番地(父:升八郎.母:千久绪). 明治某年入坂井郡第十四番小学区公立平章小学.此间,跟原酒井藩校教师坂野氏学习汉学.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八岁父升八郎去世.     

鲁迅与丘浅次郎(下)

本篇是《鲁迅与丘浅次郎》(上)的续篇.通过调查和比较丘浅次郎的文本和鲁迅的文本,推断丘氏对鲁迅的影响,时期并不只限于鲁迅留学时期,范围并不只限于个别文章,内容上也不只限于进化论,两者之间存在着比现在所知更为复杂和深广的关系.     

鲁迅与丘浅次郎(上)

对于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一直以来在方向上集中于鲁迅与严复或与《天演论》的关系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严译《天演论》对鲁迅有绝大影响.这是对鲁迅进化论来源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欠缺.事实是鲁迅在留学日本之前,并没有通过严复真正达到对进化论的理解.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主要来自日本学术思想界对达尔文学说的引介,通过日语阅读日本学者介绍的进化论,特别是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鲁迅才真正达到了对进化论的理解.     

关于“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鲁迅与战后日本文学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近代,也使日本建立了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国家。如果同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较,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是一场由一个新兴阶级的兴起而导致的革     

另一种国民性的讨论──鲁迅、许寿裳国民性讨论之引发

鲁迅和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以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能是由嘉纳和杨度的讨论所引发的。于清末留日的鲁迅，与杨度等人虽因学科不同而班次相违，但在入学当初，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六个多月，彼此互有往来，鲁迅对嘉纳与杨度的讨论不会一无所知。在鲁迅托友人带给周作人的衣箱中，还有两本《新民丛报》，亦可作为住证。且鲁迅和许寿裳谈到国民性是在嘉纳和杨度讨论之后。最主要的是，两组讨论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相接点。     

从鲁迅到莫言——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承担着"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的使命,那么,近邻日本则是这一使命所诉诸的重要场域。在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作家是鲁迅和莫言,这两位作家衔接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一百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作品被翻译的最多,也拥有着最广泛的读者群。研究从鲁迅到莫言中国现代文学留在日本这一特定域外的某种镜像,对理解以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文学活动肇始的这百年中国文学乃至百年中国历史,其现代化发生与世界传播及接受,有着特殊意义。     

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

鲁迅研究中的“斯巴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的解析上：是“翻译”还是“创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文体问题的讨论等。其中,关于《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理所当然构成了这些讨论的前提却又并没有解决。对此,文章提出一种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孤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国民性”话语建构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这一观察维度下,《斯巴达之魂》便不再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篇早期习作”,而呈现为一个从梁启超到周树人的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梁启超和周树人为什么会把“斯巴达”作为新知和思想来传播,他们如何建构各自的“斯巴达”,他们与周围及其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斯巴达”话语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亦自然内包于新的观察维度之下并清晰呈现于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当中。     

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

在鲁迅与尼采这一研究框架内,本篇做了两点尝试,一个是研究视点的调整,把由后面看的"鲁迅",调整为从前面看的"周树人",由前向后看"尼采"在从"周树人"到"鲁迅"过程中的伴同轨迹及其影响;另外一点是确认清国留学生周树人面对的到底是怎样一个"尼采"。就方法论而言,本篇片导入了"周边"这一概念,在把"尼采"作为留学生周树人周边要素考察的同时,也探讨"尼采"的周边及其它们带给周树人的综合影响。而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包括本篇在内,目的在于通过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来较为清晰、翔实地描绘出留学时期的周树人是怎样借助周边的"尼采"及其相关资源完成关于"人"的自我塑造。基本观点是,所谓"立人"即从周树人的自立开始,这是后来的那个"鲁迅"的起点。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关于《日文研究》杂志——与左联东京支部文艺运动之关联

《日文研究》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在本文揭晓其面目之前几乎不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史研究界所知。其不见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左联回忆录》(上·下)、《三十年代左联文艺资料选编》以及刊登有关左联论文的《新文学史料》。这是一本1935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杂志,本文作者在探寻有关鲁迅留学时期史料的过程中获知其一部分所在线索并且近乎找全了它们,又从对其内容的考察中确认,其并非一本简单的帮助留学生学日语的杂志,"有些内容,已经超出了刊名所提示的日语研究的范围",从而追寻出其与左联东京支部文艺运动的关联。由一本不为人知的杂志,反衬和发掘鲜为人知的左联在东京的活动,以小见大,以细展巨,呈现出的是想像力所不能取代的史实,不论想像力被发动得有多么巨大。就像当年国内的左联人士很难想像到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三位"文坛巨头"会出现在同一杂志,而他们又恰恰同列《日文研究》之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