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三军在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工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只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934年6月至次年12月间,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贵州黔东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一带建立的“黔东特区”,就是这样一个性质的红色根据地.     

系统方法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博大严整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人们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水平上,凝固在硬化了的线性理论模式里。它阻碍了人们对孙中山思想认识的深化。本文试图用系统力法中的整体性原理、结构原理和自组织过程理论,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以求有所突破。一现代系统论创始人之一贝塔朗菲说过:“普通系统论是对‘整体’和‘完整性’的科学探索。”恩格斯也指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可见,整体性原理是系统方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分析事物和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正是这样一种主     

评朱执信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左翼代表朱执信在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他留下的大量论述民生问题的著作中,不时闪现着社会主义真理的光芒,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宝库中极有光彩的一部分。探求他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特色,指出他的思想局限性和产生这些局限性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肯定他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功绩和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自1899年马克思的英名第一次和中国人民见面以来,迄今已有八十四年的历史了。八十四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的革命历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开展起来的,这一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列宁说过的:“东方……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了解这一伟大革命学说对中国民主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能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一十九世纪末叶,欧美各国已陆续完成了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过渡,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在向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发展。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千百万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进行斗争的强大思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论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的变局观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此次惨败 ,使传统士大夫为之一震 ,他们中一些头脑清醒者开始思索当下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及寻觅中国在这一新格局中的准确位置。“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对新时局分析的结论 ,它成了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基点 ,其历史意义自不可低估     

论1903年前梁启超的国民道德思想

1903年以前的梁启超,是进步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这一时期有关国民道德问题的数十篇论著,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西方伦理思想的启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评价他的国民道德思想,可以更准确地认识他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明晰地了解自龚自珍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以及梁启超的独特贡献。     

佛学思想之于维新志士:以康、梁、谭为例

戊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戊戌新思潮的鼓荡者；既直接参与并领导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斗争，又以救亡图存、向西方寻求真理激励。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指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走向。毫无疑问，西学是康梁等维新志士设计救国方案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则是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救国抱负的文化动因。佛学则主要作用于维新志士们的人格塑造和精神品质的养成。本文拟从此入手，来分析佛学思想是如何通过对人的内在人格的熏染，进而影响着政治体制的伟大变革、这一重要的近…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一尽管“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不过是“末由小道”、“奇技淫巧”;科技人员在士大夫眼里,只能是“方技者流”。汉儒董仲舒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就是说,有志于探究物质世界奥秘的人,理当被摒弃于“圣人”之外。在这种视科技为“形而下”的观念的支配下,《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十六家列于卷末;《新唐书·方技列传》则称从事科技者为“小人”,说什么:“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传统文化轻蔑科技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它置于经学范畴之内,使其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游离于经学之外。由于传统文化中并无科学技术的观念,因而很难从传统语义中产生足以准确反映科学技术本质特征的概念、定义,甚至语汇,人们只好用“格物致知”一语来称谓自然科学。“格物致知”命题,是个典型的经学问题,但它多少也包含有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格物致知”一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