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文学侍从生涯及其“烟波翰林体”考论

查慎行是清诗史上与"南朱北王"相代兴的一代大家,晚年曾入直南书房,成为文学侍从。其蒙召非仅以"诗名",还因"学问好"。文学近侍十年前期备受宠遇,获得御赐"烟波钓徒"之号。然南书房为"争地",慎行不改江湖野逸之性,受到排挤,处境尴尬,目睹时弊,宦情日冷。康熙帝的态度也发生由热到冷的变化。缘身份改变,慎行诗歌努力适应馆阁之需,在康熙帝的允许下,他尝试调剂江湖之调与馆阁清音,应制"不用应制体",援江湖逸气入馆阁,所作可称"烟波翰林体"。但慎行终不免为调剂所困,康熙帝亦渐失去浓厚的"围观"兴趣,慎行遂谋求向江湖的回归。"烟波翰林体"大抵能独成一体,不仅推动了查诗的广泛传播,而且引发了"馆阁体"的一场变革。慎行这段诗歌经历也反映了康熙后期诗人与政治之关系,具有重要的诗史认识意义。     

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元明易代不仅造成作家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旨趣发生显著变化.吴中诗人高启目睹朱明新朝气象,热情赞歌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他追求个体独立,所以又产生了与新朝"离异"的心态,其诗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入明后高启进一步强调博大变化,主张诗歌"格"、"意"、"趣"兼具,注重以诗存史,其诗风从放拓、雄浑、苍凉演变为奇丽、深稳、含蓄.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清初人论竟陵派平议

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教育投资效益的考核指标与计算方法

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是指通过教育(投资)再生产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才。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表现在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反映在社会物质生产的成果中。教育虽是非物质生产部门,但它通过教育投资为社会再生产出劳动能力,其中就有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教育产出的经济成本效率问题,因此,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是客观存在的。鉴于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具有间接性与     

论宣城派

在清初地域文学兴盛的环境下,以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为代表的宣城诗人树帜诗坛,形成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在清诗流派研究史上,宣城派长期被冷落、悬置。本文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认为宣城派兴于清顺治初,康熙中叶后逐渐淡出诗坛,宣城派并非清初的宗宋派,其文学近源是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宣城体”具有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特征,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富景观,并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     

延边劳动力市场分析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利用1980年至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延边劳动力市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延边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其生存水准,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说明延边经济发展未出现刘易斯转折点附近发生的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并未发生结构变化.     

论竟陵体

竟陵体一称最早出现于明万历末年,竟陵体虽孕育于晚明的公安派诗风,但它更是竟陵派诗人感受时代风会,追求诗歌创新的一种产物。竟陵体以“隐秀”为旨归,以“孤清”为诗趣,具有灵朴苍寒、不避险怪、用字细幽等风格特征,仅以“深幽孤峭”来概括它的特征,尚是不全面的。在明诗的历史演进中,竟陵体与公安体的形成俱是晚明诗歌革新运动的体现,对明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袁宏道与吴地人文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任吴县令,万历二十五年,再历游吴越.作为一种较成熟的文化类型,吴地人文相当程度上改变着袁宏道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重塑其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在批判接受吴地人文的基础上,袁宏道形成纵情适意的文化品格和"独抒性灵"的诗歌观点.袁宏道与吴地文士在"性理"和诗歌创新观念两方面的冲突分歧,则代表着万历中期革新诗人与吴地文士在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理论上的分野.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