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危害性的公众认知异化及其反思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虽然尘埃落定，却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层次反思。许霆犯罪利用的是银行网络结算和交易系统的错误，因此该案也可归入到网络犯罪的范畴中；许霆案虽然是个个案，但是它折射出了社会公众对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可度较低、认知异化的重大问题；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应当正视这种差异，并积极做出回应，以求得对网络犯罪刑事责任追究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刑事制裁(英文)

为了惩处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行为,中国刑法反腐败体系先后经历了以共同犯罪模式处罚到以单独犯罪模式处罚,以及由司法解释探索处罚规则到由刑法典直接规定罪刑规范的转变。司法解释格外关注对与公职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的非公职人员的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解决司法解释产生的刑法真空而设,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法律障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一般化应是今后的完善方向。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调整思路——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

早期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侧重于保护个体利益价值,而此后的有关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九）》更关注一般性的公共秩序价值。刑法中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初步形成。《刑法修正案（九）》关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条文,虽然进一步扩大了“虚假信息”的范围,严密了刑事法网,但是它回避了有关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的立法正当性问题,又可能造成虚假恐怖信息与新设的四类虚假信息的界限不明等问题,是一次不完美的立法修正。应有的解决方案是,取消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将《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改为一般性的“虚假信息”。     

论代表人诉讼的制度构建

代表人诉讼又称群体诉讼,是指具有共同或同种类法律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不能进行共同诉讼时,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的一项制度.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现代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交织着各种矛盾,社会矛盾的点和面也在增加和扩展.     

数据安全的法益变迁与刑法规制

信息时代的安全风险指向已经完成了从系统安全到数据安全的转变，《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前置法也实现了对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建构，由此框定了刑法数据犯罪体系的基本范畴。数据安全法益在数字经济时代地位的提升，推动了数据犯罪从计算机犯罪和信息犯罪体系的剥离。为更好地回应数字经济管控风险的需求，刑法应摒弃财产犯罪的保护路径，建立数据犯罪的双层次构造体系。在数据类型的横轴上，要将特定类型的数据保护扩展为一般类型的数据保护；在行为类型的纵轴上，要将保护数据局部生命周期的行为类型扩展为对数据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同时建立数据过失与数据故意并存的双重罪过模式。     

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及其刑法回应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控是维系数字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环节，因而有必要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刑法保障制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机制，包括风险识别的类型化、法律风险的定型化、刑法风险的规范化等。根据数据风险的形成机制，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有静态安全风险和动态安全风险两种范式，两种范式的刑法回应思路存在差异。基于数据是多元利益的承载者、主体属性模糊等特点，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共享、流动的价值导向，刑法应当在适度的积极预防主义刑法观和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指导下，明确“动静二分”的数据安全体系配置，建立以规制动态安全风险为重心，以规制静态安全风险为补充的保障体系。同时在刑事立法层面增设破坏数据完整性罪和危害算法安全罪，在司法层面重树解释理念，以实现产业利益与数据安全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