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所刻丛书初探

清代广东所刻丛书众多。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四朝是辑刻丛书的鼎盛时期,而广州府是丛书辑刻的中心地。丛书可分官刻、私刻两种,辑刻者多为豪商巨富、官僚、文人。丛书既有汇刻也有专刊,尤以杂纂和经史类为发达。辑刻丛书的目的在于嘉惠士林、存学显说、传名后世、钞书自娱、敬教劝学。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阮元

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开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此,朴学运动兴起,深刻改变了广东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提升了广东的学术地位。在著述、人才、教育、藏书、刻书诸方面,都有明显而巨大的变化。阮元是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其历史功绩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明清广东的诗社

明清两朝,广东诗社勃兴,既有文人雅士结社吟,又有民间开社较诗之举, 两者相互激荡,交相辉映,构成一种生机勃发、别开生面的文化运动。     

“新史学”及其实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梁启超语)。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史学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引进中国。在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新的史学思潮,猛烈冲击着旧的传统史学。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东塾杂俎》叙录

《东塾读书记》分上下篇,上篇论“经学”,下篇论“经学史”。陈澧生前撰著、身后刊刻问世的《东塾杂俎》实为《东塾读书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塾杂俎》有稿本、编录本、刊本三种之分,它通论了古今学术、考论了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由于《东塾杂俎》成书要比皮锡瑞《经学历史》早20余年,故陈澧实为中国经学史的先驱,《东塾杂俎》应为中国经学通史的开创之作。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李绪柏清代学术以考据学即汉学、朴学为中坚。朴学按流派，可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常州派、湘派、浙粤派等。乾嘉时期，考据学达于鼎盛，梁启超说：“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①。”清代广东朴学兴起...     

清后期广东首刊、校刊、汇刊名著叙录

清前期广东刻书业不发达，至清后期则一跃而成为全国重要刻书中心之一。这不仅表现在刻书数量多，更突出表现在此期广东首刊、校刊、汇刊了许多学术经典名著，对全国学术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

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李绪柏区域文化是近来史学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而区域文化比较研究则是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比较研究自有它的难点和苦衷，如费力劳而成果少，易肤浅而难深入等。本文尝试将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抛砖引玉，还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