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方法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

作为后现代思潮在学术范式、思维方法上的革命性贡献的后现代方法 ,正在或势必将对法学研究范式转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法学研究范式也应回应这样一种后现代方法论上的转向 ,确保其长久的繁荣。因此 ,必须实现法学研究的解构范式 ,后现代语言学范式以及系谱学分析的后现代转向     

公民社会培育的法治之道

公民社会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有关公民社会理论的讨论日益深入,但从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中展开现代公民社会起源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把历史、理论与现实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分析现代公民社会起源与公民社会历史变迁,总结公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经验教训,以推动我国“和谐公民社会”,乃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自觉实践,这对人文社会科学探索学科创新,从而更好地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实践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刊为此组织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中青年专家,就现代公民社会起源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构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该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

在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法治中国”时代,客观上需要建构一个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实践的主体作用突出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建构、法治信仰的生成、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秩序的维护、法治政府的建立等方面。当前,我国法律职业面临法律职业主义的弊端凸显、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丧失、法律职业主体的合法性何在的困境。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要树立法律信仰———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二要重塑法律职业伦理———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依据;三要坚持与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根基;四要建立法律职业内部的任职交流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举措。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都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至关重要。文章从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向度出发,进而提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进一步论述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人文主义：现代法精神的革命性变革

现代法律生活存在着可能生活的焦虑,因此现代法精神必须也必然应当进行人文向度上的变革。这既是理论纠偏的需要,也是法学家作为学者与社会人的必然使命。     

情感与法律推理——论司法中的情感差异与裁判公信力的进取路径

面对个案当事人、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质疑，一味将之归结于司法极强的专业性，并坚持要求质疑者通过提高自身法律素养来解决被质疑者的麻烦，是不切实际、被动且缺乏勇气的做法。我们有必要找到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来解决各种对裁判的质疑问题。因此，法官应当在审判过程中采取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来裁断案件。从个人情感到公众道德再到法律规范存在一个逻辑通道，所以裁判对个人情感的呼应是具有正当性的。在日渐重视人文关怀的司法实践中，一种更为高超的裁判技艺不是纯实践理性的法律推理，而是在一种能为公众情感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下的辩证推理，其最终是要在法官、个案当事人及公众之间构筑一种法律意义与道德意义上的公序良俗。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