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人身份与《江南逢李龟年》作者之争

对于杜甫为《江南逢李龟年》作者的质疑始于南宋胡仔,学界对此至今仍有争辩。无论所持立场如何,争辩各方都有一个共识:李龟年与梨园关系密切,他不是梨园弟子就是梨园曲师。其实,这种理解本身是错误的。在众多关于李龟年的唐代史料中,只有一则史料言其为梨园乐人而它并非信史;只有两则史料将之与梨园置于同一语境下表述,但两者却为并列关系。李龟年是在唐宋历史演进中逐渐被误解为梨园乐人的,其始于中唐,到了宋代则成为普遍现象。由于质疑本身始于一个误解,故并无科学性可言,根本无须辩驳。据史料可证,李龟年是盛唐京城著名的市井乐人。受此启发,对于唐代文学研究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不妨也可以尝试着从音乐文化这一视角切入以作出更为科学的判断。     

任中敏“唐艺学”六十年之发展及学术价值重估

任中敏在建国之初创立的“唐艺学”,蕴涵着先进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文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文学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处理等三方面。认清“唐艺学”的学术价值并宏扬其学术精神,不但可以促进对当前文学研究的深度反思,而且可以提升其研究水平。     

元稹与乐人交往考

元稹与乐人交往甚密,可以确证交往过的乐人约21位,其中宫廷乐人2位,营妓12位,家伎5位,市井乐人2位;据推测可能交往过的乐人约2位;另外曾经是乐人但后来脱籍为良人的约1位,故元稹约与24位乐人有过交往。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影响着元稹的歌诗创作与传播。     

新世纪艺术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问题综述

新世纪艺术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成果数量丰富,成绩喜人,涉及唐代的作家、文学流派及文学作品等诸方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音乐内容包括乐种、乐人、音乐机构、音乐活动、乐曲及音乐制度等方面,文学则囊括了所有的体裁。在音乐与唐代文学研究中,最热点的话题是关于音乐与词之起源的大讨论,成果最突出的是音乐与乐府诗的研究。笔者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发现。它所存在的明显不足是描述性成果太多,同一课题常常被重复地研究,这不但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导致研究精品不多。故今后亟须在研究广度、理论深度与创新高度上大力开拓。     

论《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及诗歌史价值

盛唐描写《霓裳羽衣曲》的诗作极少.中晚唐约有六十多首,不少知名诗人参与过此类作品的创作.中晚唐诗人以它来审视盛唐历史的兴与衰,或将之视为太平乐来赞美,或将之视为乱雅的俗乐来批判.中晚唐诗人们还描写此曲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写它在民间宴会特别是家庭宴会上的活跃、规模的缩小以及形式的多样.由《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梳理可知,其诗歌史价值主要有二:一、《霓裳羽衣曲》虽然是盛唐名曲,但是在中唐时才被融入诗歌创作,这除了跟中唐诗人们的努力相关,更与它此时从宫廷向民间的扩散历史密不可分,故而探索唐诗中丰富的音乐文化现象时,应当基于音乐文化的细致梳理,唯此才会丰富厚实、科学客观且令人信服.二、面对盛唐这首著名的乐曲,中晚唐诗人并不囿于传统儒家"重雅轻俗"音乐思想,而是扎根生活积极创新,将之塑造成太平盛世和美好生活的典型意象,此后这也被诸多的文艺样式所继承和吸收,这是诗歌在唐代乃至后世焕发活力的根源.     

论音乐文化与盛唐王维的接受

唐代上流社会与长安是盛唐音乐的繁荣地,盛唐文士与歌辞创作关系空前密切,盛唐歌辞"风骨"、"声律"兼求。从王维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等来看,他与盛唐音乐文化极其契合,这使得其诗深受时人欢迎,并广为传唱。可见,音乐文化是盛唐王维接受的基石。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     

关于唐代教坊的三个问题

教坊始设于唐代,对唐代音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玄宗设立教坊的直接目的在于安置原藩邸的乐工与宦官;唐代第一任教坊使为范安及,教坊使的职能是管理乐人与音乐,他们与音乐才华没有必然的联系;青楼与教坊关系密切,盛唐时它是教坊选拔乐人之重镇,中晚唐以后教坊加强了对青楼的管理。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论中唐听乐诗的叙事开拓

“听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特别类型,围绕听乐活动进行相关叙写,具有较多的叙事因素。中唐听乐诗不仅在数量上相对增多,而且叙事性显著增强,具体表现为：诗中听乐主客体关系呈现出多样与密切的态势,并且双方互动增多;叙述内容更加丰富深入,既有对特定社会时事的反映,又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人物塑造突破类型化,乐人形象开始具有个性色彩。中唐听乐诗彰显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体现了中唐诗人在叙事层面上的开拓,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