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事件与中国国内政治

在华苏联专家曾是中苏经济关系的纽带.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国内政策的左转,苏联专家在中国"大跃进"的特殊年代里已无用武之地.与此同时,中国已培养出一大批可以代替苏联专家的人才.中共已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苏联专家的撤走和中国自力更生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自此改变了依靠苏援发展中国经济的方针.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决策层内部分歧与战争限度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层对之作出迅速反应,然而对其干涉限度意见不一。战争限度问题成为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争执的焦点所在。以麦克阿瑟的解职为结局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执行的“有限战争”不仅符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最易接受的理性选择。     

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把这一军事合作的失败归因于国家主权问题,则显武断.本文认舷为,造成中苏军事合作失败及其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有二:第一,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三和"路线的推行.表现在实践中则是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些内在因素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再论中苏关系恶化之起因

中苏关系的恶化,不仅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且也是两国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一时期应该如何看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一理论分歧在实践中的反映则是中苏两国内外政策的背异,而此恰是具有"铁板"之称的中苏同盟迅速瓦解的根本原因所在。     

国家大战略的碰撞与五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

50年代的中苏关系可谓风云多变。建国之初,在中苏两国总体战略一致原则的指引下,双方均能够在利益冲突中做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从而使中苏关系得以平稳发展。然而,5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共领导人逐渐背离了建国初期较为稳健的国家发展战略,随之推行了一条激进的国家发展路线,最终导致中苏两国总体战略的背道而驰和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由此可见,中苏两国总体发展战略由协调走向对抗,是影响中苏同盟裂变的根源所在。     

偶然与必然：对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事件的新诠释

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事件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导致中苏交恶,是因为苏联的这一提议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则显武断.本文认为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巨大歧异,是造成这一事件及其恶果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歧异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此类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苏间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第二次台海危机不仅对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中苏同盟关系中本已存在的裂痕。中苏两国之所以在这一涉及中国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分歧重重,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两国在外交战略上的背道而驰以及在对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民国时期甘南草山纠纷与地方政府之因应——以“北山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地处偏僻高寒之地的甘南藏族老百姓而言,草山是其唯一的生存资源,而甘南各部落之间又因草山向无明确界线以及草山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统一,使得各部落之间对草山的争夺几乎贯穿于甘南社会的各个时代,亦影响到牧民生活的各个角落。1940—1944年发生的“北山事件”不过是甘南各部落之间草山纠纷的一个历史缩影。与以往历届政府的羁縻政策略有不同,此次草山纠纷中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县政府则扮演着主导角色。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30年代夏河县治及卓尼设治局的设立,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甘南的中心地带;二是20世纪40年代初保甲制度之推行,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展至甘南的各个部落,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保甲机构设立于甘南的大小村庄,甘南藏族群众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威严,甘南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开始受到政府干预和法律约束。     

谈中苏关系恶化与尼克松北京之行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对昔日的兄弟盟国最终兵戎相向.与之相反,中美关系却随之急剧增温,其间之因果耐人寻味.笔者认为,尽管不能说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根本动因,然毋庸置疑,中苏同盟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为中美关系的言和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