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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独具风采,从考古发现已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三山文化;从文献记载看,也可上溯到狩猎时代的华胥伏羲氏集团。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参与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商周到春秋的古吴国时期,吴文化逐渐与灿烂的华夏文化融为一体而又显示特色。在这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吴文化与祖国统一文化中的各区域文化一起成长,并发展成为独具异彩的吴语文化。魏晋隋唐以后,随着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太湖流域一直是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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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越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二千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长期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的记述流传有绪,且不断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比如马桥文化遗存中就含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因此,越为少康庶子说信而有徵。另一种意见认为,夏处北方,越居南方,两不相干。越为少康庶子,纯出后世附会。各执一辞,久讼未决。我认为,上述两说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似可商榷。首先,所谓的“庶子”不应理解“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既无嫡庶之制,自无所谓“庶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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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伟仁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5,(3)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根据该书的材料来源,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部分,即传闻追述和时事实录。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文字还要数殷商甲骨文,而《汤誓》是《商书》中最早的一篇,所以它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一 《尚书·汤誓》是商人将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时,商汤向商众发出的战斗动员令。尽管今本《汤誓》较为浅易,某些文字显然被后人改动过,但其原形的成文却远在商汤时。《汤誓》是当时史官的时事实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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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伟仁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从来没有人象顾颉刚先生那样周密、透彻地梳理、分析大禹的史料。当顾先生为他创立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寻觅依据时,很自然就想到了大禹。他发现几千年来公认为圣王的大禹原本是神不是人:“(禹)起初是一个天神,后来变成一个人王,以后又变成一个夏后,最后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禅让”。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大禹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堆砌、变异的过程。顾颉刚先生这一发现成了他创立的古史辨派理论的重要基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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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伟仁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
一、问题的提出 典籍中的“句吴”,金文或作工廬(工廬王剑)、工欧(者减钟)、攻欧(攻欧太子姑发剑)、攻玫(夫差剑)、攻教(夫差戈)、攻激(吴王光戈)、攻吴(夫差鉴)、吴(吴王光鉴),皆为古吴国之国名。句吴的含义及其取名的缘由,因涉及吴文化起源的一些关键问题,学者曾多所探讨,现将主要观点列举如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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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越世家》中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一语。二千多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争议。我认为,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值得商榷: 首先,所谓“庶子”不应理解为“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这里的“庶”犹言庶姓、异姓。《诗·小雅·伐木》孔疏:“庶姓,与王无亲者”。《周礼·秋官·司仪职》郑注:“庶姓,无亲者也”其次,所谓“子”也不应理解为子嗣,因为越夏在人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文化方面既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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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伟仁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自来注家多将“厥后”解为“诸侯”或“四方诸侯”。如郑玄笺云:“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朱熹《诗集传》:“方命厥后,四方诸侯无不受命也。”近人因之,其说实有可商之处。按诗意,“方命厥后”者为古帝,如“厥后”是指“四方诸侯”,则“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即谓上帝授命四方拥有九州,这显与史实与诗意不合。余意“厥后”者,厥君也,厥王也,亦即指成汤。其证一,“后”通君,通王,则“后”亦可指成汤。《尔雅·释诂》:“后,君也。《诗·大雅·文王有声》:“王后丞战,”《毛传》:“后,君也”,“王后”犹言君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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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伟仁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导致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自古以来议论颇多.举其要者,盖有如下四说:第一种意见把夏亡主因归于“天命”,如《尚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第二种意见认为夏朝灭亡,主要是自然灾害所致,如《国语·周语》云:“源塞,国必灭.……昔伊洛竭而夏亡”;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语).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一说无需一驳,其余二说显然是把次要原因当作主因了.持第四种意见的人最多,他们把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于某些重要人物的活动:或谓夏桀暴政(如《左传·宣公十三年》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或谓妹喜作崇(如《史记·外戚列传》云:“而桀之放也末喜.’即是说,夏桀被流放是由于妹喜的缘故);或谓伊尹辅佐成汤(如叔夷钟铭文云:“(?)(?)成唐(成汤),伊少臣(伊尹)惟辅,咸有九有(九州),处禹之绪”.这类观点看似有殊,实际上都是英雄史观的变相反映.在英雄史观的支配下,古代史官不仅认为开国立业是英雄人物的功业,而且亡国败事也是由于君臣要人的活动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下层的平民众庶的历史作用,更不可能自觉地予以实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