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祁太秧歌看近代晋中地区的民众意识

民众意识、乡土意识之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块方兴未艾的领域。经过长期田野访查 ,以搜集到的近 2 0 0种祁太秧歌剧本为蓝本 ,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晋中地区社会的民众意识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社会民间活动的增多 ,推动了祁太秧歌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走向繁荣 ,如剧目大量涌现 ,演出班社的组建和活动形式日趋多样化。秧歌剧本中的婆媳形象是具有乡土象征意义的角色 ,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乡土意识最深入、最基本的伦理纠葛表现 ;在经济发达、商业行为频繁的晋中社会 ,商人家庭更容易上演妻子的婚外恋故事 ,乡土意识中虽没有明显的“抑商”情节 ,但仅仅对财富的占有并不能使商人成为乡土社会中的“精英” ;清代、民国时期 ,烟赌二毒成为晋中社会的恶瘤 ,秧歌戏中的乡民对烟赌表达出深切的痛恨 ;晋中社会仍保存着“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意识 ,但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精英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沦丧。由此可见 ,秧歌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 ,对于分析民众意识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对秧歌的研究 ,体现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向本土化迈进的意义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新时期以来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解冻与复苏 ,历史学象其他学科一样 ,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新材料、新方法、新思潮、新领域不断涌现 ,尤其是在 90年代 ,“社会史”研究成为大陆历史学领域的“显学”,在这片园地里耕耘者之多、成果之丰富堪称社会科学领域的奇观。我们认为 ,经常在前行中思索以往会有利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因此将这几年来处于炽热状态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次检讨一番 ,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史的学　　　　术定位　　对于社会史的定义 ,可以说从它在西方诞生之日起就是众说纷纭、无一定论。经粗略统计 ,大…     

绅商与清末的办警方式及其经费问题

在清末举办警政,尤其是在地方警政的举办和推广过程中,由于绅商们的积极参与,警政的开办呈现出官办、官督绅办、绅办、官督商办以及官绅商合办等多种方式。这些办警方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费来源的不同所致。绅商参与办警一方面是晚清警察制度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又是晚清警政的一大弊病。     

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0-1915)

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新知识体系重建的过程中,汉译日本教科书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汉译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影响下,中国地理教科书开始摆脱传统舆地学,形成"旅行体"风格;历史教科书走出"朝代体",向"时代体"过渡;自然科学和其他科目大量使用汉译日本教科书;修身教育也融入了日本元素;女子教育领域整体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汉译日本教科书也是分不开的,它促成了"家事"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开始;新教育学建立过程中,对比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著作和晚清教育学教科书使用状况,更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教育学的选择和理解.总的来看,清末至民初的教科书是一个"汉译日书的时代",汉译日本教科书为中国人自编教科书带来启发,它的兴衰历程跨越了1912年这个政治坐标.     

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与晋中社会

晋中地区地方志中的人物、孝义、列女等卷内容和作为民众意识文本的祁太秧歌对于研究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和分析晋中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文献反映了继嗣制度、缺损家庭、异常的婚姻家庭状况等极具特色的晋中商人家庭结构。正是由于经商盛行造成的商人家庭成员流失使晋中商人家庭结构经常处于失衡状态 ,这种失衡是晋中地区社会结构失衡的真切表现     

烟毒问题与近代山西社会

烟毒蔓延在山西经历了一个从上层到下层、由少数到多数的情势。从鸦片到金丹、吗啡、料料等毒品,山西社会所受毒害甚深。同时,随着近代山西社会局势的恶化,烟毒日益与糟糕的生活作风、地方社会的劣等阶层,以及近代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联系起来,烟毒、政府与民众构成近代山西社会一个颇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经学教育的发展是近代文化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晚清教育改革开始,经学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学术中心开始游移变动。这一变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所关甚大,不仅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近代新学堂为载体的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转换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