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的招抚与孙可望的降清

关于南明永历朝廷内讧,孙可望、李定国水火不相容,以致交水之战孙可望一败涂地,穷蹙而奔降于清朝的史事,已经为人所熟知。但是,清朝如何运用“剿抚”策略,使孙可望叛明降清的经过,则不大为世人所知。本文想依据档案材料,对这一过程作初步探索。孙可望降清后,曾向顺治皇帝福临呈有揭帖,其中说:“所以间关而来者,盖仰慕皇上之圣明,经略之推置,岂曰聊以图存乎!”(《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176页)而福临在晋封孙可望为义王的敕谕中,也说:“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一个感激经略的推心置腹,一个嘉奖降臣的“向化有年”,彼此之间灵犀相通,看来已非一朝一夕。这里提到的“经略”,指的是“钦命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的洪承畴。此人早在明朝便以镇压农民革命起家,降清后,曾为清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顺治十年(1653)五     

论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在世界历史上,十六至十八世纪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与欧洲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进行较大规模的直接交往时期。大量事实表明,东南亚,是东西这两大势力进行直接接触的重要地区。对于明清之际的海外贸易来说,东南亚既是中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交汇地带;又是中国商品销售于欧洲及拉丁美洲的中转站。可是,过去很少有人将中国、东南亚和西欧诸国的经济活动当作一个整体,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高度来进行考察。这自然限制了对于东南亚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认识。本文拟就此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On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Martino Martini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artinoMartini(1614-1661),knownbytheChinesenameWeiKuangguo,andwhostyledhimselfJiTai,wasbornatTrentoinItalyandbecameaJesuitin1632.HestudiedfirstattheCollegeofRomeandwasthenassignedtoareligiouspostinChina.HearrivedinZhejiangprovincein1643(the16thyearofthereignoftheMingChongzhenemperor),andpreachedChristianityinHangzhou,Lanxiandotherplaces.In1650,hewasappointedtheagentoftheChineseJesuitmissionandwenttoRometodefendtheChineserites.WhilehewasdrummingupsupportinEurope,hepublishedthreebooksi…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明史的开创性著作

本文对《剑桥中国明代史》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认为它是西方学术界全面阐述中国明代政治史的开创性著作,其特点为:它是一部泛明代的历史,体现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是西方学者多年来研究明史成果的总结。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一个是把明代政治史的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延续性结合在一起;一个是着力于明朝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运转机制的探求,特别是对皇权、内阁和宦官的考察。明朝与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国外的交往,也是该书阐述的重点。 本文强调,该书把明史作为世界历史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及着意揭示历史人物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等等,都给人以启迪。但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     

一套颇具特色的历史人物评传丛书——《石达开评传》与《陈玉成评传》读后

建国三十多年来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著作,已不下百余种。这套最近问世、由苏双碧撰写的《太平天国人物评传丛书》却以它独到的见解和崭新的形式,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该《丛书》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纪传体裁的长处,并将它同现代史学评论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人物传记别开生面。这些内容翔实的系列人物传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且以它史论结合的新的评传形式,使人们对历史人物所体现的历史客观规律与历史多样性、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套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     

论中国封建社会“强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原因

“强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传统政策。它既是封建社会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的产物,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因而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仅就该政策产生的原因作些初步的探讨。     

明末福建士大夫同传教士的交往氛围及群体特征

明中叶以后，随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字西泰)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及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策略的形成，客观上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利玛窦适应策略的主要内容，在于采用和平的学术传教的手段，倾全力归化士大夫和精英知识分子，以此影响广大的民众。     

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比较之我见——与赵建民同志商榷

本文就赵建民同志在《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一文(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 赵建民同志说:“中国与西欧兴建城市的主体不同”,“中国的封建城市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由被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并不尽然。     

明代宣德年间松潘藏族人民起义述论

明代仁宣两朝,封建史家比之为周代成康、西汉文景之治,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太平极盛之世”。然而,就在宣德年间,四川松潘地区爆发了藏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大起义。这次有五万余人参加历时七年半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推动了松潘地区社会的进步,是明代前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再谈农民领袖的天命思想——兼复蒋祖缘同志

关于农民起义领袖的天命思想问题,本刊先后发表过几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希望就此问题继续开展讨论,欢迎同志们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