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贡献

芬·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考特因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介绍分析了获奖者在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中国养老基金市场化管理:投资决策、组合和绩效

我国日益增长的养老基金面临着巨大的保值增值压力,对其实施有效的市场化投资管理是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投资决策、投资组合和投资绩效等角度,本文对我国企业年金和美国401(K)计划的市场化管理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养老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老年人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基于收入来源视角和基尼系数分解法,对我国老年人收入结构和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2013-2018年期间,老年收入结构显著变化,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养老金收入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显著增加.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过程中,养老金收入的结构效应和集中效应起到强化作用,工资性收入结构效应起到阻碍作用,其他分项收入作用较弱;城乡老年人收入结构及其分布特征呈现显著差异性.据此,老年收入结构优化的方向应该是,稳定并逐步提高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适度调整和控制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在城乡间的均衡性,以缩小收入差距.     

后减贫时代中国老年多维贫困的测度

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 H IP)数据,通过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指标,测度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并分析各类型转移性收入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发现,2013—2018年间,全国、城镇和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3％、5％、8％,贫困程度分别下降11.6％、2.3％、5.3％.但在考虑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下,农村老年单维贫困状况趋于严重.其中,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住房设施贫困贡献率下降.养老金对缓解全国和城镇老年多维贫困的作用最为显著,子女赡养等私人转移性收入对缓解农村老年贫困作用较大.基于此,我国应着重发挥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共同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可行能力.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本文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主要受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教育程度低、健康状态不佳、父亲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居住在西部地区以及远离城镇等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     

中国东西部地区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东西部之间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长机制的差异,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进行了实证性的经验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分析结果。首先,虽然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东西部之间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明显地扩大或缩小的现象,但是两个地区之间已有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是两个地区之间职工个人特征的大体相同,以及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企业工资决定机制逐渐趋同于东部地区,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而地区之间缺乏劳动力的流动性却使得地区差距高居不下。其次,东西部地区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率虽然差别不大,但是它们各自的收入分配效应却是不同的。对于东部地区职工来说,从收入增长中获得好处的机会是不相等,因而东部地区在职工收入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对于西部地区职工来说,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明显。最后,地区之间低报酬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情形,而地区之间高技术人员和高素质人员的收入差距却趋向于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部分职工较低的区域流动性和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区分割性。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