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在军政祸乱频兴的政治环境下,铜瓦厢改道成为清代黄河治理的关键转折点,黄河由清初建国方略所确定的国家工程转变为地方事务。先是地方官绅百姓为自救计在新河道两岸修筑卑矮小埝,继而地方督抚尤其是山东巡抚在屡次向清廷推脱未果情形下勉强修筑起差强人意的大堤,事实上将原河督的治河职责无奈地承担下来。庚子事变后,东河河督被裁,所辖河段仿照山东成案改归河南巡抚负责,黄河治理彻底地方化。然地方治河实践步履维艰,问题重重。这一切折射出清代统治基础之败落。     

傅斯年国民参政会提案评析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赋予参政员的权利,傅斯年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一些提案。提案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关注民生,努力解决因抗战而形成的难民问题;竭力澄清内政,促成抗战的最终胜利;关注官僚腐败问题,揭露孔氏贪污;在其他方面也有提案提出。但傅斯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他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提案只是出于他的亲身实践和感性反应,并无系统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使新生政权得到民众的认可、支持和拥护,成为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探索与实践的双重任务。为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在党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运动,在全社会开展改造旧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学艺术领域,通过恢复、整顿旧有的群众性文化事业机构,进行戏曲改造和对农民群众进行扫盲等方式,大力发展群众性文化事业。为确保实现这些目标,党又在成立各类干部教育学校,改造整顿高等院校和设立各类哲学社会科学机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述论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军事摩擦进一步扩大,沈钧儒等一部分坚持团结抗战的国民参政员非常忧虑。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提出要求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真相,找出解决办法。然而,由于国民党坚持消灭中共、消灭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和对国民参政会的强力控制,中共对视察团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并向国民参政会发去了质疑电文,致使视察团并没有考察国共军事摩擦最为严重的陕北,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该提案的目的也未达到。     

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中言行评析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国民参政会。作为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也被遴选为参政员,开始了在该会长达近10年的工作。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言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反对汪精卫集团叛敌投逆活动,要求集中全民族力量进行抗战;二是呼吁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改良,逐步实现民主政治;三是真诚拥护国共合作,努力调解国共关系。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言行,来源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积极探索。     

抗战时期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民生问题提案评析

抗战爆发后,应因抗日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成立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国民参政会。作为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也被遴选为参政员,开始了在该会长达近10年的工作。由于长期在社会上从事教育改革和抗日救亡的事业,黄炎培非常重视民众的力量,并在国民参政会中提出了关于民生问题的提案。这些提案重点在于关心民众的痛苦,呼吁减轻民众负担,反对以抗日为名,竭泽而渔,搜刮压迫老百姓。由于国民政府的高压政治,黄炎培的这些呼吁无异于"与虎谋皮",致使其在经过延安访问以后,政治倾向迅速转向中共,并在战后将新中国的前途寄托了在中共身上。     

黄炎培与1946年旧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通过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中国政治走向问题的协议,这对一直呼吁通过召开党派国是会议解决党派政治争端的黄炎培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他对这个会议充满了期待。会议召开后,他多次发言,在国计民生、政治体制、政治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体现了他追求进步和民主的政治理念。     

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

傅斯年的哲学思想深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 ,又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烙印 ,他提出的一些哲学命题如哲学乃“一切科学的总积” ,“乃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 ,并由此延伸出中国无哲学的惊骇之论 ;以及《战国子家叙论》、《性命古训辨证》两部哲学巨著 ,证明了其在中国哲学近代化变迁史上的重要地位 ,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启蒙和中国哲学近代化历程中独特的历史地位。     

“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中言行评析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参政会,并在其中热心活动。他积极提出议案,关注内政问题;敢于仗义执言,认真行使质询权;奔波于国共之间,为促成国共和谈积极努力。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面前对“书生何以报国”理想的认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