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及其两种救赎姿态

本文首先论述了作为实际现代化过程之本质特征的社会生活各领域之全面理性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是过度膨胀和僵化的理性机器对现代人的奴役和宰制，在此基础上，作者介绍分析了西方学者面对此种负面效应的两种反省和救赎姿态，既指出了它们之所以不是对现代人的真正救赎之道的原因之所在，又分析了它们对开始面临同西方人类似困境的国人的启示。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正义视域的农村福利弱势及其解决

福利之正义即一种分配的"适得性",含有需要、应得、平等三项价值要素."需要"是基础性要素,反映了人性诉求与社会本质;"应得"是福利的资质性依据;"平等"作为核心要素,不仅具有多维的特性,还具有多重的调适功能.三者共同构成福利正义的价值内涵.农村福利弱势的实质即正义价值彰显不充分,表现在:需要的目标不明确,社会、物质条件...     

公民权利、市场的两重性和社会保障

公民权利的观念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而社会保障则是促进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基本手段;市场作为生产组织机制和作为分配机制的两重性使它与社会保障之间处于一种多面的复杂关系之中;如何确保社会保障在发挥保护公民权利功能的同时又维持与市场之间相互依存扶持的良性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对H市的一项问卷调查分析

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就的一个指标,也是影响到社区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表明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总体上较弱;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是制约其参与意愿的两大因素;在社会一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弱化居民与地域性的社区的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的背景下,我们要更多地关注那些"脱域的共同体".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

本文从深广的社会文化视角考察审视了社会心理学目前正面临的一场深刻的变革，即从实证主义方法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向强调理论和方法之多元性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转变，并视其为一个更大更深远的人类知识及文化转变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分析了关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构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心理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和意义。     

个体为本，结社为用，民主法治立基——小议公民社会

一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公民社会之所以引起关注，无疑与人们对它在现代社会政治发展、在公民个体权利的增进维护上的功能期待有关。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热切期待，使得公民社会这个范畴跟其他许多源自西方的话语一样，在从西方引入我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个从经验性话语到规范性话语的转变。     

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

本文首先通过追溯“社区”一词的来龙去脉 ,说明社区的本质内涵 ,进而结合社区社会学的有关研究 ,分析作为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在现代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境遇和前景 ,最后联系我国社会现实说明社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生长点     

政治家应该恪守什么样的道德准则--马克斯·韦伯论"克里斯玛"领袖和责任伦理

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终极的决定性价值"在于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世界权力,唯有"克里斯玛"式的领袖才能担当起使民族国家走向强盛和世界强权的的历史使命,而以对"信念价值"和"效果价值"的双重承诺为特征的"责任伦理"则是作为现代的政治家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