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

像其它带有“后”的主义那样，后殖民主义对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有关它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中国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关系，研究尚不太多，甚至有不同程度的误解。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想提出一些想法，就后殖民主义这一新兴的思潮与中国学术的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作些讨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首先应该说明的是，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下)--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 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 ,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 ,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 ,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 ,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 ,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 ,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 ,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 ,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 ,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后，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战略思想家。自此之后，福山继续对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种种分析和展望。福山的这些论著，展现了当代的一种思辨历史哲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鉴于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福山也补充、修正着自己的立场。不过从其2018年出版的《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来看，福山的历史观基本未变，仍然从唯心主义的视角探究历史的演化。他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

本文将着重讨论文明之间 ,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史学彼此之间的交流及其对近现代史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说 ,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既然史学研究所透露的历史意识乃是构成文明认同的重要因素 ,因此考察史学的交流便可展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本文将以东亚、伊斯兰和印度为例 ,来指出非西方地区的史家如何在接受和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的时候 ,重新估价和更新自身的学术传统 ,以求历史研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悖论的力量:后殖民主义对现代史学挑战的双重影响

后殖民主义在对抗和挑战西方学术霸权过程中也陷入到一种理论困境之中.民族主义依然是塑造当今世界极其重要的力量,民族史的观念仍然是组织和表现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

一 欧洲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4年),他写的《历史》一书,主要记载了公元前491年至44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他在卷首说明了他的写作动机:“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另一位略晚于希罗多德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395年),也在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说,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