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十”“卐”的原始物像: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解析

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内部存在的四种基本语法规则决定了它的三个特征, 即具有两种基本类型的天鹅形象、数字“7”形原始物像和自由形式。欧亚草原天鹅岩画的主体是合体岩画。其意义是在与其他图形的关系中产生的。而在与其他图形的搭配组合中, 天鹅图像一方面展示了天鹅形象所具有的一些显著特征, 如“7”形、呈组合排列、搭配的多样化等前景化效果; 另一方面显现了它所蕴含的意义—与天鹅座、北斗星相联系的渡亡灵升天的神鸟。蕴涵此意义的天鹅图像又是符号“十”“卐”的原始物像。大量神话传说、天文考古、宗教、民族和民俗文献资料以及以岩画为核心的考古发现都证明天鹅崇拜是欧亚草原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历史悠久的信仰, 承载它的活化石就是天鹅岩画。     

《文心雕龙》体裁论：历时态的特质与分类空间

尽管历时性中也有共时性的一面,但是侧重从发生学和编年史的视域研究体裁中一切与变化有关的现象来探讨体裁演变中的规律以及体裁内部的承传性是刘勰体裁理论的显著特质。他视文学为一种在时间中持续变化着的存在,认为体裁自身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是体裁演变的内部原因,而社会环境、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和审美趣味、统治者的行为态度以及创作主体的独创性是体裁演变的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刘勰建构了一个历时态的体裁分类体系。     

论贺兰山岩画式样结构的演变

贺兰山岩画式样结构的特点是简单 ,不同式样之间的区别不大 ,主要是借助于逐渐增加一些附加成分而完成。岩画式样结构的这一特点及其由简趋繁的演变规律 ,说明大部分贺兰山岩画是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作品。原始人逐渐萌生的追求岩画形式感优势的意识 ,是贺兰山岩画式样结构演变的根本原因     

隐含作者的想象制作:《文心雕龙》历史叙事性批评话语的深层结构

历史叙事性是《文心雕龙》批评话语的一个显著特质。话语能指层面所标明的显而易见的历史叙事性,只构成了它的表层结构,其深层结构是制作者刘勰建构多种情节结构,使文学历史事实成为可理解的现象的过程。凭着某些先见,由对文学的一般认识和对批评客体的提炼,特别是主要遵循时序性、程序化和相似性原则以及神话-原型模式,刘勰对众多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事实进行想象制作,也即把历史编排为某种特定的情节结构,并以此阐释文学。因此,这是一种作为修辞的叙事。     

指称对象的类比转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以《文心雕龙》为例证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纹理＂、＂花纹＂意义上的＂文＂通常又被用来泛指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形貌。基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基本相似性和统一性,刘勰把文纳入到对整个宇宙人生、自然界的统一思考中,由天地万物有文类比推出人也有文,人文的可理解性作为书本,作为言语道出自身。作为＂群言之祖＂,《五经》就是形文、声文和情文的统一体。这种＂文＂既指称一切用书面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亦指历代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话语。它提供着一种关系结构的模式,在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在言说中使一切陈述、一切文本因为言语而联系起来。     

贺兰山岩画符号的类型及其组合运用

贺兰山岩画是联结概念和视觉形象的、能所统一的视觉语言符号系统。就能所关系而言,整个贺兰山岩画里基本上存在着肖似、意象和抽象三种符号类型。包含着明确具体的指称关系、摹态关系的属于肖似符号,主要包含着表现关系的是意象符号,而指称或表现的对象是人的精神领域的则是抽象符号。贺兰山岩画里肖似符号的大量存在,使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单个个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而意象符号尤其是抽象符号的并存,特别是它们与各种肖似符号的组合运用,最大限度地突破了象形贺兰山岩画在形象和时空上的限制,增强了它的表意能力。     

诗与非诗的界限--论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艺术本质的界定

创造性模仿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正是通过创造性模仿 ,亚氏一方面把诗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把诗与雕塑、绘画等其他美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在创造性模仿中 ,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这些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性模仿不仅仅是它们的手段 ,也是它们的目的。在此基础上 ,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区分了诗与其他艺术 ,并通过阐述诗是一种用语言模仿现实存在的艺术 ,完成了对诗的艺术本质的规定     

独特视角观照下的丁鹤年诗歌——评导夫《丁鹤年诗歌研究》

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导夫新著<丁鹤年诗歌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元末明初回族诗人丁鹤年研究的专门著作,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著者对丁鹤年诗歌有着透彻的理解,其独特的审视目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历史的坐标系中确定诗人及其诗歌的位置;二是在美学和艺术的领域确定诗歌的价值.     

刘勰"事类"概念之区畛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事类"进行全面而深入阐述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他厘清了传统"事类"概念的内涵,首次明确指出事类是作者在自己言辞之外,以多种方式方法引入的、可验证的、异质性的东西.它主要有"引乎成辞"和"举乎人事"两方面内容,是作者用以"明理"和"徵义"的重要手段.     

刘勰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文学本原理论之比较

本文从文学的终极本原、文学作品的本源和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三个方面,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和刘勰文学本原理论,比较阐述了其文学本原理论的相同之处和差异。它一反传统上对亚里士多德的普泛性研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本原理论与刘勰的文学本原理论本质上都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