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真记》

《会真记》元稹撰,唐传奇盛行于中唐,当时还拿它作行卷、温卷,大体上全出于虚构。如白行简的《李娃传》,本于市民演唱的《一枝花》,见元稹诗自注。蒋防的《霍小玉传》也不是事实,不过是根据李益患过这类病症而编造的。连自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写明皇事也多出自想象。也正由于这样,才使小说发展到唐传奇,颇俱异采。文人写这类传奇,当是受市民说话艺术的影响,所以元祺白行简等听过《一枝花》。《唐诗纪事》     

《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序

文艺作品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两个方面所构成。不朽的文艺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体。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艺常识，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作祟，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轻艺术竟成为风靡许久的时尚。比如，一提杜甫，便推崇“三吏”、“三别”，肯定诗歌的“人民性”、“忧国忧民”之类；一提白居易，就推崇《卖炭翁》、《杜陵受》，肯定诗人讽谕诗的深刻思想性。而作为诗人，杜甫、白居易在具体诗作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艺术造诣、艺术技巧究竟如何，却往往置之于不顾了。于是，在我们以诗著称的国家里，竟…     

闻一多先生与《楚辞》

闻一多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生长在祖国和人民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在旧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他顽强地以威武不能屈的反抗精神,生活战斗下去。他经历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终于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革命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他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先生一片丹心照汗青,这是我很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古代文论中的几个形象思维概念

一、态度、姿态中唐诗很注意刻画事物情态,也注意表现诗人自己的诗的不同风度和姿态,自此之后文论中提出了态度和姿态这样的概念。态度或姿态,一是描写人物或景物的多种姿态。一是作者诗的态度风姿,并且随物赋形也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也叫变态。这一概念提出是受到绘画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的。如《历代名画记》:“谈皎善描人物,有态度。”《古画品录》:“刘(王真)其于所长,妇人为最。……然观察详审,甚得姿态。”《后画录》:“隋孙尚孜,妇人亦有风态。”又“唐太常卿阎立本,     

“擒”字解

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整理小组的释文及注,对读者是有很大帮助的。其中一篇是《禽庞涓》,禽即古擒字,整理小组在本篇说明中说:“本篇记述孙膑……在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注文中也说:“简文记庞涓于桂陵之役被擒,与《史记》所记不同。”据报刊转载日本友人也有这样的看法,说可以纠正《史记》的错误。但以上的说法,却值得商榷。     

再论严羽妙悟说

一、掌握妙悟说诗道的过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第一节即论掌握妙悟诗的艺术特质的过程,实际是讲诗的艺术鉴赏也在于妙悟.他认为诗的艺术特质、诗的创作方法不像哲学命题可以以逻辑思维来解决,是要靠学诗人的直觉思维去观照好诗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并且要靠自觉.这就是悟入.好诗指李杜、盛唐诗,上溯汉魏古诗以至《楚词》,以熟读深思悟入为方法取得真识.文学发展到《楚词》,言情备至,声色大开,思想意义又高,虽还不是诗,而是开辟了     

墨家的文学观点

古代所谓文学,是广义的,和我们现在的文学概念不同,但又有着渊源关系。古代所谓文学,实际上包括礼乐政教等一切文化表现,但是它们对后代文学观点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本文是就此义谈墨子的“文学”观点。 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这就标志出墨家文学观点的特殊性。墨子主张礼乐文章必须从功利考虑其价值。这是针对战国时代,封建制度发展,生产力大为提高,而统治者务为耳目的娱乐,穷极奢侈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