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其理论先驱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但进行系统阐发并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出现,但他的儒学却包襄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渗透着法家精神,所以就实质而言,董仲舒对儒学作了法家化改造,完成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这一改造,主要包括对大一统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崇和对士的体制化的设计等.     

论汉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

汉帝国本是按照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最初并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也不多。但随着儒术的独尊,帝国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迫于外部文化环境的压力以及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追求,政府中的文法之吏改学儒术、趋经向学的也不在少数,就连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     

论法家思想在汉代的隐性化

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法家学派在秦汉时期悄然消失了,但法家思想依然存在,而且在帝国政治中起着支配性作用。除了对秦帝国政治体制的沿袭以外,法家思想中的理性化取向对于汉帝国现实政治也具有儒家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仅那些政府要员要利用,就是所谓儒生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改造。     

论汉代国家宗教中的君权与神权

汉代的国家宗教,是通过对由来已久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进行儒学化改造而建立起来的。所谓儒学化改造,大致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吸收、置立五经博士、重建国家祀典等方面。这些改造虽然是儒学化的,但值得注意的则是渗透在其中的君权力量,君权在其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诚信:主体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试析儒家诚信观念的现代转换

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一 ,但由于农业社会条件下人的主体性的缺失 ,它所规范的主要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而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对等 ,因而它是重道义轻功利的情感道德。现代社会的诚信则是建立在理性、契约和法治基础之上的理性道德 ,它规范的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儒家伦理观念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大理古戏台的文化学意义

云南大理作为白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礼俗传统与人文环境,在洱海周边丰沃的大地上,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古戏台.作为白族民众情感记忆的符号象征,古戏台就像撒落在苍洱大地的珍珠,不单在过去的岁月"以乐通神",为白族民众提供了敬神娱人的安慰,直到今天,大理古戏台仍以草根的力量,成为白族民众增强族群认同、提高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场域.古戏台的存在,既是白族先民为今天留下的一批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更是白族传统艺术形态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     

文化精神：事实还是价值－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文化精神是指文化的内在抽象结构,是思想观念的终极依据.它是事实描述,而不是价值预设.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对文化精神本身没有进行严格的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对文化概念的外延界定不清,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没有注意到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本身,因而近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价值取向,或经典著作的文本精神.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便成了一个令人手足无措、难以割舍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