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教案观初探

1840年后，在西方列强的保护下，基督教重新传入中国。此后不断引发民教冲突，层见迭出的教案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和其它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严复对教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1890年山东教案，1897年山东教案，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及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后，严复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翻译《支那教案论》并附加接语，撰写《论南昌教案》及《续论教案》《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等长文。此外，在其译著按语，信函及演讲中，也多处论及教案。与同时代人相比，严复的观点有其自身的待点．本文拟就严复的教案现作一初步探索。一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严复书札”伪作与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的再传播

"文革"末期,李学忠先生所藏一批"严复书札",曾由常州博物馆转呈周恩来总理,经周恩来组织专家鉴定为伪作。近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缩微胶片整理发表的9通"严复书札",与前述伪作笔迹相同,错误百出,且其中《致皙子》函系剽窃自《大公报》所载《航公致杨皙子书》。有的学者据伪作重新肯定严复与伊藤博文是"同学",甚至断言"同学说"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严复本人,显然是不正确的。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皮后锋《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的成功，无疑有黄遵宪、汪康年等人的功劳，但更得力于梁启超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梁启超就没有《时务报》．以往的研究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所起的作用论述不够全面或语...     

大众传媒与社会巨变——读《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

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倍受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从政治改革(或革命)、经济发展、先进人物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出发,来阐释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评判其成败得失,还明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甚至盲点.最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闾小波博士的毕业论文——《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以下简称《媒介》).《媒介》一     

严复初莅天津水师学堂的职称

关于严复初莅天津水师学堂的职称,《北洋纪事》第十本(天津水师学堂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往来公文)、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请奖折》清单(军机处录副档)均记载为"洋文正教习",严复觐见光绪帝的履历单(宫中档)则记载为"洋文总教习"。这三种档案材料的记载均准确可信,据此及船政学堂职称等旁证材料可知,"洋文总教习"、"洋文正教习"二者名异实同;"洋文总教习"简称"总教习",以往的说法亦正确无误。     

严复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实地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这一巨大反差。他从国民素质、学术传统、政治司法制度、思想观念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西方富强的奥秘之所在;另一方面,以西方为参照,以西学为武器,对中国的国民性、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均作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这使得严复成为当时对西方认识最深刻,最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性、对中国现实批判最深刻的思想家。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译介了大量的西学理论和西学背景知识,在中国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天演论》一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为救亡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大师。     

历史传说与官本位意识: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的形成与启示

所谓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的传说,经历了一个以讹传讹的演变过程。1896年,总署最早在奏折中模糊指出,当时日本执政大臣多与中国船政首批留学生"同堂肄业"。1921年,陈宝琛继之在严复墓志铭中明言严复有"日本同学"。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林耀华著《严复研究》,同在严复墓志铭的基础上将"日本同学"具体化为伊藤博文,"同学"说至此完全定型。1936年,王蘧常著《严几道年谱》综合前述说法,将定型之传闻进一步推而广之。究其思想根源,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则是这个传说不断完善定型、广泛流传、长盛不衰的根本载体。     

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

1880年8月,严复因专业造诣出色奉调天津,参与筹建天津水师学堂,修订学堂章程草案.旋任驾驶班洋文总(正)教习,主持本专业日常教学管理,并作为把关教习执教驾驶第一班,参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课程教导诸生,成效显著,奠定了该学堂在全国同类学校中的领先地位.此外,学堂创办之初,严复还广泛参与学堂招生及选聘外国教习等事宜,1886年一度代理总办之职,是仅次于总办的核心人物.严复1889年晋升会办、1893年升任总办,全面参与和主持学堂教学管理,勤于职守,多次受到上司肯定与朝廷表彰,为该学堂以至中国近代海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严复的海军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

严复187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船政学堂,随后一直在练船实习服役,成为一名优秀管驾官;1877年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专业成绩优异,并业余研究西方社会科学;1878年因专业成绩优异而非体质不适合上舰而被确定为教习人选。严复归国后长期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用英语教授与航海有关的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而非单纯教授"洋文",更非因专业知识不足而只能教"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