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

(一)高步瀛先生(谥贞文)传略先生讳步瀛,字阆仙,姓高氏。故燕南霸县富室,后中落。先生九岁而孤,从其母张太夫人,居新安外家。外家聘郑州黄心权先生课训子弟,先生从而受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强记默识,莫与为俦。黄先生谓为聪明深智,必成伟器,而大爱悦奇之。先生初应童子试,冠其曹。有清光绪甲午,(光绪二十年,公历一八九四年)先生年二十二,举于乡。教学永清、完诸县,主讲定兴书院,犹赴保定莲池书院试月课。时桐城吴汝纶、挚甫先生主讲席,阅先生骈丽之文,尝自叹弗如,然先生从此治学,益攻本源,而为文遂擅骈、散两家之长矣。光绪辛丑(光绪二十七年,公历一九零一年)先生任畿辅大学堂教席、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教席,旋赴日本,卒业宏文师范学院。归国任省视学。学部侍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釋笏

(一) 引言人类在石器时代所用的工具,如石刀石斧一类的东西,先是在欧洲法国境内出土的。由这种石器,可以推知原始人类社会的生活情况。而中国“石史”时代的社会情况,无人注意。因此几个帝國主义國家的地質及考古学者,提出“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謬說。直到一九二六年,法国人在陝西榆林等地,發現了古石器时代的遗物,如石鑽石刮等等多种,于是一般治歷史的,也知道中國上古社会,曾經有过石器时代的一段歷史。其实石器时代的工具,早就見于典籍里,石器的發掘,也曾著于史書上,象“笏”这种东西,就是其中的一种。只因年久流傳,情况有了改变,不容易看出它的源委。若是推究“笏”的本始,从各方面加以研究,从声音     

读《研经室集释相》

清人研精“小学”,关于文字形、音、义三方面的发明和发展,高出前代。其功效,表现在读数千年以前的书,前人不能通晓的,而今能通晓了。前人解释古书,牵强难懂的,而今知其错误,改其研读方法,能以文通字顺了。所以清人疏注古书,在训诂方面,用“引申”和“假借”解释字句,发明真义,其确识的见,给后人研读古书,开辟出一条正而可行的道路。其所以开此可行之道,一是见到古时字少,作者运用文字,为达其一定之修词目的,不得不从其本义方面,加以活用,因此就要用“引申”的方法去     

论泷川資言的“史記会注考証”

一引言司馬迁死后兩千年来,凡是談文学,談史学,談经学,談政治,談思想,談古今地理,以至談考据,目录,訓詁,风俗,种族等等问题的,几乎沒有不牽涉到史記的;史記是中国人民宝貴的文化遺产,具有世界意义的偉大著作。史記之重要如此,其关涉之面,又如此之广,所以兩千年来,关于討論史記的文字,真是以千百种計。这千百种有关史記的资料,在学术爭辯,和历史观察方面,仁智之見,每有不同。而史记本身,經过若干次补綴,傳抄,板印,与注解之后,自身就存在着許多问题。那末,我們若想对史記有一个正碻的看法,一定的認識,应当作一个总的整理才好。可說整理史記,早已是极迫切的任务了。但是整理史記,并不是一件小工程;首先必須正碻而全面地了解司馬迁,真实透彻地明暸史記本文和注文。更須要掌握全部史記資料,才能正碻地去分析与擇別。所以訓詁的知識,經学的知識,古今地理的知識,版本目录的知識等等,都应当具有。总而言之,整理史記,必得其人对祖国的学問,既精通,又广博,否则要想整理史記,是多有阻碍的。日本瀧川资言,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就注意到史記,他自言汇集了数百种参考资料。并編摩多年,撰成史記会注考証一書。这在三家注后,总算是对史記一次規模最大的整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对司馬迁这部偉大的历史兼文学的著作,有何等     

《史記正义》、《索隐》关系証

(一) 司马迁的《史记》,两千年来,传抄鋟刻,经历过若干次,譌諛衍脱,往往而有。有的一字一句,就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凭借,是裴氏《集解》,小司马《索隐》,和张守节《正义》,这三家注解。尤其重要的,是把这三家注看作有联系的去解决问题。即是,应看裴氏《集解》解释正文,而《索隐》在解释正文之外,还有时疏通裴氏《集解》;《正义》在解释正文之外,又有时疏通裴氏《集解》和小司马《索隐》。如若不然,则《史记》中若干问题,便不能圆满解决,甚或生出误会,造成紛歧。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不能解决《自序》中《索隐》     

《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释

(一)“究天人之际”一语的义训 《史记·太史公自叙》自述其著书旨趣是绍法《春秋》,拨乱反正。其方法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其行事”。《汉书·司马迁传》载其《报任安书》,述其作《史记》也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史记,论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凡百三十篇”,意与《太史公自叙》所说相同。但此《报任安书》下文又说:     

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一) “傳”、“記”、“章句”、“注”、“解”,这种文体,原始于經,衍及諸子,以至于史書和集部。在体制上,它們原自有別;可是他們都是詮譯本文的。三國曹魏以后,又生出了一种詮釋性的文体,叫作“正义”,或“疏”,或叫“义疏”。注解章句,是就本文所說的加以詮釋;正义,义疏,是就章句注解所說的加以疏通。注解应与本文密切結合;义疏应与注解密切联系。不能各不相顧,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