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现象学美学和艺术本体论

本世纪初,一些新的美学与文艺理论思潮,如俄苏形式主义、现象学艺术本体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新批评的出现,带来了美学与文艺批评理论领域的深刻变革,古典美学与文艺理论逐渐丧失其主导地位并退出历史舞台,文艺外在规律的说明为内部规律的探索所取代,目的论的研究让位于本体论研究。这一变革使美学与文艺理论从实证论的功利性解释逐     

“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

20世纪初,资本与科技联姻,催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和复制技术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文化工业",文化开始了它的自我异化进程.20世纪后半叶,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这一进程大大加快,文化最终被资本所控制,成为其获取利润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世界进入了"消费时代",消费成了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最终目的,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限膨胀的物欲追求的奴隶.事实上,每一种文明都包含两种基本组成部分,即物质性生产和精神性创造,"文化"便是超越物质性的思想性、精神性、艺术性的创造.当一种文明仅重视物质增长而忽视精神创造,甚至容忍精神性资源被物质欲望和需要所侵蚀,那么,这种文明将变得越来越粗俗,它的前途和命运也就值得忧虑了.     

从“现代”到“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化

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欧美各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如斯汤达、巴尔扎克、福娄拜、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等,他们创作了大量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优秀作品。许多人认为,小说从此找到了它最终、最完美的形式,不需要再发展了,今后的作家只要以他们为楷模,按照他们的方法进行创作,便能写出“好的”小说。根据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