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 ,试图提出并阐明一个观察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视角 :行政规则制定是一个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而使不同类型知识得到恰当运用 ,为行政规则提供正当性和理性的过程。文章进而归纳出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两种范式 ,即大众参与模式与专家理性模式。文章认为 ,在价值选择领域 ,大众参与具有知识运用上的合理性 ;而在技术领域 ,过多的大众参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政规则正当性 ,但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无助于知识的合理运用。由于行政管制领域基本上是技术性事务 ,在一般情况下 ,专家理性模式应是优先适用的规则制定模式。当然 ,为了防止“专家专制”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计算 ,大众参与又是一个制约专家权力的机制。涉及中国当前行政规则制定过程 ,由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和行使依然存在着高度集中化和非职业化的态势 ,本文倾向于首先从行政组织自身“制度 /结构”合理化以及行政专家职业伦理的培养入手 ,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促进专家理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增强规则的正当性。     

“帝国研究转向”与法学研究的中国道路自觉

21世纪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走向打破了后冷战时代的“霸权稳定”局面,“帝国研究转向”应运而生,致力于重新认识法律在近代殖民宗主国的帝国扩张与殖民统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当代全球霸权体系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法律机制与实例,思考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法律实践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我国法学界的“帝国研究转向”从国际学术界的“国际法学的历史转向”和“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与国际学术界深入交流的同时,不断推进对于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的思考,有助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创造性意义,进而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中增强主体性意识,推动法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与西部经略

中国共产党的西部经略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篇精彩大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一部实践史。从更长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这颗星球上14亿中国人的集体现代化过程,而西部在这个史诗般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何经略西部,是党的政治智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关乎未来的全球格局。将来的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们,会对这一世界历史事件做出不断反复的研究和解读,而在此呈现的只是一个初步的梳理与思考。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