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美英对新中国作家转型现象的解读

1949-1966年,美英学界部分学者探讨、解读了新中国作家身份及其创作所发生的变化,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热衷于分析作家的内在心理与其外在行为的联系,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作家的转型行为,以此判断作家与新中国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从文本出发,探讨、言说作家建国前后作品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他们的言说是"冷战思维"和西方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7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选本论

1970年代,美英出版了一批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编者或为地道的西方人,或为华裔学者,或为两种族裔人合作编辑。有的选本试图以作品呈现新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具有以"选"代"史"的特点;有的从、主题角度编选作品,力图以选本展示新中国社会状况;有的则注重从新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角度编选作品。有的选本中渗透着编者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有的选本则因编者态度较为冷静,重视审美维度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中国文学的实绩。这些选本虽各有特色,但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它们是研究那个年代西方文化取向的重要标本。     

论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的追认权

文章以比较法为基本方法 ,分析了狭义无权代理制度中被代理人的追认权行使前提 ,分别讨论了明示追认、推定追认和沉默三种追认的方式 ,对追认期限进行了界定 ,讨论了因意思表示在错误、欺诈与胁迫影响下所作出的撤销 ,并且探讨了追认权溯及力的例外 ;最后 ,对如何解释《合同法》第 4 8条提出了意见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批评

冷战期间,美英读者在不同阶段.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别样的审视与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世骧、白之、李祁等人率先考察了新中国诗歌、小说的形式特征,重点论析了它们与民族传统文学形式的联系.70年代,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关注度较上一时期有所提升,蔡梅曦、黄胄、约瑟·威尔金森等的言说具有代表性,他们重点考察了文学修辞、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整体评价较上一时期有所提高.80年代至90年代初,马若芬、赫格、许芥昱、戈茨等人以新的批评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颇具特色的解剖,深化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认识.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