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散曲选注》的通信

季思先生: 筹划经年的《元散曲选注》终于出版了,是令人鼓舞的喜事。由于对元曲的研究一向偏重杂剧,这一类选注书籍绝不多,而且往往不够份量,附注太简略,不能满足一般读者的要求。《元散曲选注》正好弥补了这些缺陷。     

关于《话柳永》的学术通信

编辑同志: 罗忼烈教授在《话柳永》(《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一文中说:“两个月前,偶然看到梁丽芬女士所著《柳永及其词之研究》,发现了宋元间著名学者王应麟《镇江府志》中关于柳永墓的材料。”罗先生把明万历《镇江府志》的修撰者说成是“宋元间著名学者”,是不确的。宋朝的王应麟《宋史》有传,是浙江庆元人,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举进士,官至     

话柳永(二)

(四)柳词家法柳永词自宋以来论者或褒或贬,或既褒且贬,赞赏的人称他善于描绘升平繁华景象,工于羁旅行役之言,写景抒情,“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或称道对慢词的贡献,指责的人几乎大家都认为柳永词俚俗尘下,淫荡狎亵。许多评论,虽从文人士大夫的立场出发,却也片面地指出了     

话柳永(三)

(六)柳词也流传于上层社会宋仁宗时代词坛还没有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多产作家只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寥寥数人,前三人的作品只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或是家妓演唱以娱己娱宾,唱的多属个令,比较单调。柳词却不然,通过伶工歌妓而广泛流传于社会,又多用新腔作慢词,曲调变化多端,音律谐婉,比起急管繁絃的短调,令人耳目一新。所以终北宋之世,在士大夫眼中尽管以俚俗为病,亦往往耳熟能详,除上文所述的宋仁宗和范镇以外,宋人笔记中还提到晏殊、张先、苏轼、黄庭坚、宋徽宗、王黼等。     

关于元曲的通信

近两年来,我国与国外及香港等地的科学文化交流活动日趋活跃,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也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于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将起积极的作用。今年初,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得知中山大学王起教授正在主持元散曲的选注工作,特将他所著《元曲三百首笺》等三种寄赠。他们在通信中,还就元曲的一些问题作了商讨。下面发表的是罗忼烈教授和王起教授的两组通信。     

宋词二题

为石帚非白石添一证 姜石帚,清代治词学的人如朱彝尊、郑文焯等,都以为(石帚)是姜白石的另一别号,到了易顺鼎,王国维、陈锐才加以怀疑,但没有详确的说明。梁启超曾写文章重申易顺鼎和王国维的看法,也提不出更切实的证据。直到夏承涛的《石帚辨》,列举四项铁证,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从薛能的自负谈到李清照的好胜

古代文人多自负不凡,常常情见于辞,有的成为文坛佳话,有的近乎笑话。象李白,自夸“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又说“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至于《与韩荆州书》自称“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是我们熟知的了。杜甫《进鵰赋表》自称“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奉     

文学和历史中的关羽

关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重要,就是在三国时代也不很重要,他之所以被重视,是由人化身为神以后。他的生平行谊,《三国志·蜀书》本传及裴松之注记载不多,如果不是后世帝王利用他的忠义形象作为统治工具,因而尊崇鼓吹,加上戏曲小说的渲染附会,断断不会家传户晓、妇孺皆知的。     

话柳永(一)

前言从北宋中叶到今天,笔记、词话、词选、文学史一类书籍中关于柳永的资料不算少。但是关于他的生平,宋人笔记记载的都很简单琐碎,而且因传闻异辞有时不免互相矛盾。后世时代悬远,又没有人认真考查,一味辗转传述,真相就越来越模糊了,留给人们的总印象只是“士行尘杂”。这个总印象并不十分冤枉他,然而动机何在?他并非不会作文雅的词,不少歌颂宋仁宗和杭州、苏州、成都各地太守的作品就是这一类,是不是别有用心?他的词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