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与日本民族的关系

两宋时期,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航路的发达,中日两国人民交通往来频繁,不少商人、工匠、僧侣、以及知识分子东渡日本,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经商谋生,从事各种活动。当年,在九州的福冈(博多),自八世纪起在那里便设置大宰府,处理一切对外事务,博多已经成为日本外事活动和外贸的中心。日本的遣唐使、学问僧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而从中国来的使节和商人也是首先在这里受到入境接待。到了宋代,福冈(博多)一直仍是日本与宋贸易的中心地,特别是进入十二世纪,日本力主与宋贸易的平氏掌政以后,以九州为中心,商人、庄园领主所进行的民间贸易更乘幕     

刘士木与华侨事业和南洋研究

解放前我国认真研究南洋及华侨问题,并且卓有成绩的,刘士木先生要算是其中的第一个了。他不仅是我国南洋研究的首倡者,前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发展华侨教育,推进华侨事业的活动家。1889年,他出生于广东兴宁的一个农民家庭。14岁那年,只身来到广州,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不久到了南洋,在苏门     

日本华侨经济史的考察

本文对日本华侨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了初步考察，认为：日本江户幕府初期，在长崎已有华侨从事中日贸易；后来，由于中日两国实行闭关锁国，至１８世纪中叶中日贸易式微、华侨经济日趋衰落；从“安政开国”至甲午战前，华侨经济迅速发展，但战后不久，日本颁布限制中国劳工入境的敕令，使华侨经济只能向特定方向发展；两次大战之间，华侨经济地位大为下降；战后初期，华侨经济恢复较快，但仍以贸易和“三刀”行业为主；７０年代，传统的华侨经济只有饮食业一枝独秀；８０年代，不仅以饮食业、小型贸易、娱乐业以及自由职业和受薪阶层为主，而且在经营管理和设备等方面也已科学化和现代化。     

日本和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之比较

本文对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侨居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在宋代,日本的博多已形成了华侨社会;而此时在东南亚只有个别港口城市才有华侨出现,到十六七世纪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华侨社团组织。日本华侨对侨居国的社会文化影响较大;而东南亚华侨则在经济上起的作用更多。战后,华侨及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华侨更具有“侨”字的含义;而部分东南亚华侨及其社会则已成了华人华侨社会,其经济也成了当地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     

试论日本华侨同乡会馆的演变

一、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同乡会馆的前驱——“唐四福寺”的出现中国人民在日本作具有侨民性质的定居,并逐渐形成为一个华侨社会,始于明末清初。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重开宁波、泉州、广州三港,以后便有不少私商出海到日本贸易。由于发展的需要,一些商人羁留下来,在当地定居,娶妻生子,成为华侨。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人数也逐渐增多,互相间不免有事务牵涉和纠纷发生,有鉴于此,万历三十年(1602年),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二人在长崎发起,向日本政府提出,商得将稻佐乡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以为华侨聚会联络和拜佛活动的地方。     

我国古代东南亚史地著述发展的分期问题——我国古代东南亚史地著述研究之二

我国古代有关东南亚的史地著述是极为丰富的,并且连续不断而又有系统地流传下来,这已为举世所公认;而其作为史料之原始性和可靠性,则更受研究东南亚史地学者的关注和留意。但是,过去我们对于我国如此丰富和有价值的古代东南亚史籍的研究,是注意得较少,开展得较慢的。本文仅就个人涉猎所及,对我国有关东南亚史籍发展的分期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井蛙之见,希望得到方家的批     

“猪花”浅论

近几年来,华侨史的研究相当活跃,发表了好些有价值的文章。不过,在这些华侨史的研究成果中,却很少有关研究女侨胞问题的论著。资料缺乏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它终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广大的女侨胞为何要飘洋过海?深受封建压迫再加三重束     

试论日本华侨社会的华人化

日本华侨社会的特点是组织上的稳定性，活动上的民族性，以及随着日本社会变化的适应性，而战后日本华侨社会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尤其在华人化方面，加入籍人数的增加，日常生活和语言文字的日本化，部分华侨学校成了语言学校等，因此，展望不来，日本华侨社会华人化是必然趋势，其华人化进程也是比较自然的，而且有其本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