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元、明、清三代,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云贵两广地区设立土司,有宣慰使、宜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在贵州各土司中,以水西土司最大。探讨明清时期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了解历史上我国西南各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水西土司辖地的位置在贵州省的西部。包括清代的大定(今大方县)、黔西(今黔西县)、威宁(今威宁县)、平远(今织金县)四州。东连新贵(今贵阳市之一部),西抵霑益(今云南省沾益县)。面积辽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太祖朱元璋在《平滇诏书》中说:“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不能守也”。由此可见,这里的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西南边陲的巩固。     

人性的异化和复归无法解释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

近年来论述“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多把抽象的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主张“异化理论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线索”,要用异化来“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用它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有的同志甚至提出所谓“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这就涉及到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人性和人的异化? 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封建神学家、资产阶级学者搅得混沌不清的问题。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揭示出,人类历史     

鄂尔泰及其经济活动浅析

清代前期,曾有过不少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但在雍正一朝,如同鄂尔泰那样有远识、有业绩的官员却不多见。鄂尔泰不仅是“康乾盛世”,出将入相的一代名臣,而且是西南改土归流的中心人物。他对封建国家的建树,在有清一代,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关于鄂尔泰在改土归流中所起的作用,史学界已有翔实的论述,本文主要就鄂尔泰在西南地区的经济活动,进行初步的探索。一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满洲镶兰旗人,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卒子乾隆十年(1745年)。他的出身并不高贵,曾祖屯太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到其祖、父两代,     

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

本文试对清代前期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如何评价改土归流的历史地位,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上,土司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地贫土瘠、交通闭塞的山区,自然条件既差,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相当落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十二世纪时,在壮族人集中居住的邕州左右江一带,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其贵族首领,不断通过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买嫁娶”等方式,掠夺“家奴”或“家丁”,当地的“家奴”或“家丁”多达四万余人。这些“家奴”或“家丁”“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川、     

试论一九一八年的湖南停战协定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出现了南北军阀勾结的局面。而这种勾结,又以直系军阀吴佩孚与湘、桂系军阀签订的《湖南停战协定》为肇端。因此,探讨《湖南停战协定》酝酿、签订的过程及其影响,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南北军阀勾结的必然性。     

一部折射明清黔北社会的谱牒──读《遵义沙滩黎氏家谱》

近读《遵义沙滩黎氏家谱》，萌生这样一种认识：家谱的文献价值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谱学的发展而逐渐加大的。《黎谱》对明清黔北社会的折射，便是一个例证。一 尽管在一些家谱的“序”中，声称“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之有史，则兴隆，家之有史则昌盛”，有意识地将修谱抬到“治国齐家”的高度，以突显家谱的重要性。然而在众多的史学家们的眼中，只把家谱视为一种记载家族世系的图籍，一种世系表，是家族自己用来“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①的家庭读物。故除了为政者在选官成叙功时援用一些谱记外，治史的人往…     

论“五四”运动对当时中国政局演变的影响

1 上海和会破裂前后,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或处在发展、成长之中,或正酝酿着新的分化组合,南北政局处于短暂的相对平静状态.但就各军阀派系而言,其内部矛盾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仍在发展变化着. 北洋军阀方面,直、皖两系的矛盾日渐激化.1917年10月,属于直系的长江三督联名提议"停止湖南战争".同年11月14日,进入湖南的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部,也按冯国璋的意图,通电主张"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而免纷争.随后,两人自动退兵.王、范此举造成北洋军在湖南     

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与南北勾结

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集中地反映了民国前期,尤其自护法战争以来,中国大地上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南北议和从酝酿到举行和平会议这一具体过程的再探讨,说明从护法以来的南北对峙到南北“合流”这一事态发展的必然性。一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以后,中国形成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局面。一九一七年夏,段棋瑞以讨逆为名,驱逐张勋,取消复辟,把自己装扮成“再造民国”的功臣,旋即以国务总理身份总揽大权,发布对德宣战令,乘机扩充属于他的“参战军”,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想以武力控制全国。这种情况,对皖系以外的军阀势力无异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长期“拥兵自固”而又野心勃勃的西南军阀对此尤抱反感。因此,当孙中山南下揭起护法旗帜时,西南实力人物遂纷纷表示支持他与北洋军阀对抗。孙中山其所以要组织护法运动,是鉴于“叛督称兵,约法失败,国会毁弃,民意无     

试论滇西抗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影响这次战争进程的固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一类的大型会战、决战.但象滇西抗战这类发生在特定阶段和背景下的局部战役,却也可能成为战局演变的契机,有其不容忽视之处.本文仅就滇西抗战的背景、获胜原因及其历史影响作一浅论,期作研究这一问题的引玉之砖.     

五四运动在西南

由于五四运动所具有的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使之成为史学界长研不衰的课题。几十年来,大批论著和回忆录的相继问世,使五四运动的研究,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然而,在已经发表的论著中,从宏观上对五四运动进行探讨者居多,研究京、津、沪等运动中心地区的著作居多,而对五四运动在西南地区的情况,却鲜有文章绍及。这不能说不是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一大不足。笔者认为,对于象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划分出了一个新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仅仅局限于从总体上去进行探讨或只着眼于运动中心地区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是以本文不避浅陋,试对五四时期西南各省反帝爱国斗争的形势,作一粗略分析,以为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