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当代世界各国在民事司法改革中实行的小额诉讼程序 ,目的既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法院负担 ,也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 ,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然而 ,这种程序受各国现行制度和司法实践以及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运行情况及其效果迥然各异。当前 ,中国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 ,也开始考虑把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设想或改革目标。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 ,研究了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原理 ,以及实践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引进小额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探讨了中国民事简易程序改革中应该注意解决和避免的问题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

政策与法是社会调整系统中的两个独立并行的调整机制。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在我国社会调整系统内部,政策与法的关系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政策始终据于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健全。我国传统的政策调整尽管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本质上却是一种同商品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非民主化相适应的不发达的社会调整方式。其最实质性的弊端在于使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超然于法的调整之上,造成以权谋私的社会环境。因此,这种调整方式已不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调整系统内部政策与法的关系亦将出现新的格局。     

中国非诉讼程序法的理念、特点和发展前景

随着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及法制化,世界各国有关非诉讼程序立法逐步系统完善,中国非诉讼程序法律体系也初步形成.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非诉讼程序法具有自身特点,体系相对粗放,渊源形式更加多样,并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保守性.鉴于社会背景和立法能力的局限,目前立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中作用相对有限,而各地实践创新以及司法机关的推动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刑事和解：理论、政策与实践

近年来,我国有关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各地司法机关的相关实践迅速形成热潮,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等理论和刑事和解的实践形成呼应,并在“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下出现制度化的趋势。在我国法律文化、社会意识、当事人行为和司法传统中,都存在刑事和解的客观需求、历史根源和实践,我们应立足于国情与现实社会需求,阐发蕴涵于本土文化和体制中的有关刑事和解的正当性理念,总结司法实践中的既有经验,同时注重借鉴国外合理的思想理论和制度实践,谨慎地推动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建设。     

多元化的法律实施与定量化研究方法

对法律实施进行定量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实施本身的复杂性及统计数据、评价指标和因果关系分析等问题使得定量化研究中易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结果和对事实及因果关系的错误判断。为尽可能克服这些局限,需要对研究方法本身不断加以完善;也需要转变视角,从纠纷解决的角度研究多元化的法律实施及其效果,从而更好地发现问题和规律。     

私力救济考

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与自力救济的概念既有区别,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整合.在现代社会,尽管私力救济曾受到国家的压制和社会的否认,但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调整机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合法、违法及介于二者之间等不同状态,并由此拥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和功能.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私力救济亦十分活跃,国家应充分重视其实际作用,将其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范围并加以适度的法律制约.     

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对待调解

诉讼调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经历了从一度过热到渐渐趋冷,然后又走向重兴的“U”字形过程。在这中间有许多可以认真总结的经验,也有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但从国际司法界的发展大势来讲,调解,即ADR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和接受。ADR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其字面意义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内容实质意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摸索ADR的实践经验,原则是既将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强调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地位,同时又不使其偏离法治的轨道。当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法理层面,诉讼调解一直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各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人们的认识。应当说,理论探讨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司法实践同样也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或许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     

《侵权责任法》与群体性诉讼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集团诉讼并非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尽管民事诉讼法建立的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很少应用,但是,在现实中各种群体性诉讼或集团诉讼仍然大量存在,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各种体制和社会原因,集团诉讼的运作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而法学界及媒体对集团诉讼的期待与司法实践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近年来,中国在采用多元化和非诉讼方式处理大规模侵权事件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以三鹿奶粉赔偿为代表的救济模式.<侵权责任法>虽然并未涉及诉讼程序问题,也未对大规模侵权事件处理作出具体规定,但是该法的实施必然会对侵权责任集团诉讼及纠纷解决产生相应的影响.今后,中国的侵权集团诉讼仍会继续增长,但不会被作为解决大规模侵权责任事件的最佳方式和优先选择.     

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应用

目前,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基于我国的社会实际,习惯等民间规范在纠纷解决和基层司法中的作用远远大于立法,而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调解由当事人选择适用,同时在审判中以经验法则、自由裁量和个案衡平等方式出现,而基层法院和上诉审法院在民间规范的应用上存在着本质和功能的不同.然而,民间规范最适宜的生存与作用空间是在民间社会和自治领域,因此司法机关的使命是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规范的合法作用,以及平衡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的冲突.     

人民陪审员制度与民众的司法参与

尽管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可能解决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公正的所有根本性问题,但其所具有的重要司法民主价值和功能是值得重视的。在我国,围绕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多种争议,同时其实践也显示出某些制度异化的迹象。这种情况与我国的治理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有关。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预期功能和目标,目前应避免简单追求数量与规模的扩张,注重从个案(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和死刑案件)的示范作用入手,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众对司法活动的有序参与,逐步畅通和规范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途径,孕育司法民主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