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理论的解释力研究——读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思考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体意识的自我启蒙,重新解读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这一经典之作,有助于我们借用西方学术精神来反思本民族文化的模式化过程.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既是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又是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模式.文化整合推动文化演进,但文化演进不是决定论的,文化的演化与进步机制就在于其批判本性与模仿机制.     

高校责任教育信息体系建构与政府服务的契合

当前我国高校责任教育出现不同程度的匮乏,社会发展又进一步提出对其进行信息化视角拓展的问题。同时,高校责任信息获取被动化、路径单一化以及信息量贫乏、信息源滞后、管理不规范等现状,充分折射出当前政府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责任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在本质上反映为高校责任教育信息体系建构与政府服务契合度的欠缺。政府应建立统一的高校责任教育信息发布平台,指导高校之间加强联系,制定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与监管规范,对市场上教育信息平台的收费制度进行相应调整。政府对高校责任教育信息体系建构及其政府服务的框架与配套制度研究,正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前沿视域对高校责任教育问题的理论深化与视角拓展。     

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基本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政府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作用表现为在影响政府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不能离开非正式制度而单独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影响极具持久性。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来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拥有的一些认识。非正式制度在政府管理中的影响表现为构建行政文化环境;发挥制度建设路径影响;重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加快思维范式转变。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大庆精神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文化转向

大庆精神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气质、时代风貌的综合体现。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承载与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优劣良善。大力弘扬大庆精神，是确保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文化转向的有力保障。大庆精神引导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改变指令式、统治式的管理方式，走向文化建设与社会服务。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追问中的非道德管理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性进程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弊端来.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正常的"结果,作为现代性基本社会结构的现代管理体系功不可没.现代管理体系使得行为过程与行为的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的责任代替了道德的责任以及行为对象非人化.道德话语在这里被转换:纪律、义务、忠诚取代了良知与责任,技术道德化了.鲍曼指出,走出现代管理体系道德危机关键在于关注他者、保持道德良知.并提倡多元主义以抵制极权.     

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发生学逻辑

乡镇政权对村民自治的过度干预、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与失衡性、村民权利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等现实状况,折射出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民权利博弈的非均衡性。从发生学逻辑考察,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本质因素。端正乡镇政权的公共理性意识,建设农村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乡镇政权与村民之间均衡博弈的有效路径。     

从农业信息化维度探寻农业现代化之路

农业信息化有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与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完善农业信息化体系的进程中,需要加强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农业信息资源采集、准确度、及时性以及网络资源优化等方面的监督与指导作用。农业现代化的宗旨是农民的现代化。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已经步入经济新常态,由高速发展转为中高速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必然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的问题。资源型城市依托资源而起,在转型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社会稳定、环境污染等问题尤为突出。文章基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针对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对其发展责任进行划分,探究转型期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