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统觉”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先验演绎”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在这里，康德提出了很多关键概念，它们为建立批判哲学的先验论证提供了坚实的保证。然而，这些概念以及论证却招致后来研究者们的诸多批评，“先验统觉”便是其中之一。像盖耶、赫威尔及克利弗等人都提出了比较鲜明的质疑，比如，相对于感性中初始的杂多表象，“先验统觉”究竟是何时才发生的？它与“我思”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从源初意义上，它与“先验想象力”及“范畴”该做怎样的区分？对此，本文在结合语境的情况下，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对相关疑问一一进行解答。进而指出，康德对于“先验统觉”的论证基本上是合理的，同时，由此建立起来的“先验演绎”也是成功的。只有在充分理解“先验统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第一批判的核心要义才能为我们所真正把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直观”概念

"直观"是《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术语。康德明确说过,概念与直观相互结合才能形成知识的对象。然而,围绕"直观"这一概念却产生了诸多争议。本文认为应从两个主要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即"作为意向活动的直观"与"作为这种活动结果的直观"。同时,本文指出,必须重视康德所提出的独特的"形式直观"概念。借助这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康德的先验论证才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它的结论也才具有更大的可信性。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先验自由”与理性的功能——对阿利森关于康德哲学中相关批评的质疑

“先验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十分基本的概念,据此,康德从认识论的层面转向实践理性的层面,与此相关的是被广泛接受的“交互论”。虽然有诸多对于“先验自由”这一概念的质疑,但是,在阿利森那里,则认为“先验自由”确实作为一个必要的概念充当了道德法则演绎的中介。不过,阿利森同时认为,这种必要性却恰恰表明了康德这一演绎思路的失败,从而在后来的文本中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种证明思路,以至于必须走向阿利森所谓的“包含论”,借此,“交互论”才能被更准确地理解和接受。文章将针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在力图阐明阿利森主要推理思路的同时,指出“先验自由”的概念是必要的,而且形成这一概念的理性功能才是理解康德论证思路的关键。至少,在康德哲学的框架内,并不存在难以弥补的推理的裂痕。     

略论罗尔斯康德式建构主义之失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明确指出他的正义原则是以康德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建构方法产生出来的,但随即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就其实质而言,恰恰相反,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及由此建立的正义两原则是功利主义的,这与康德的纯粹理性主义的道德观背道而驰。对此,批评者分别从罗尔斯所列举的三个主要的康德式理念展开攻击。之后,罗尔斯在其另外几篇文章中为自己理论中的康德主义观点做了进一步辩护。本文认为,他的部分辩护及其对正义理论的完善是成立的,但是,在最深层的角度,罗尔斯仍然未提供给我们关于"道德人"是以何种理念作为协商动机的清晰的确定。而且,如果接受他对于康德道德哲学重构的观点以彻底反驳批评者的指责,那么,就将因为所带有的过多的康德色彩而对其正义理论独特的基本原则形成冲击。     

康德的同情理论

由于以理性与道德法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一直被认为忽略甚至否定了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些情感主义者一直针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应该以自然情感、尤其是"同情"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然而,这种批评在于人们忽视了康德在其后期提出的重要的关于"同情"的理论。在康德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根据,而在实践上,理性比情感能够更加保证道德动机的有效性。相比于情感,理性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的,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达到道德判断的准确性。康德所谓的"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基于义务论的框架,康德的同情理论拥有比一般的情感主义观点更加独特的优势。     

何种理性:论对启蒙理性的两次定义

文章从启蒙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入手,阐释了启蒙初期以休谟、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于"理性"的相关理解,并通过分析后来的哲学家如伏尔秦、黑格尔等人对这一核心概念的接受与改造,试图以前后的对比,指出这段思想史内部所发生的概念的扭曲及其所造成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实质性影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浪漫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初期)并未客观地接受启蒙初期以康德为代表的对于"启蒙"的内涵与目的的理解,而是以其各自的时代精神追求着被其"重构"了的"启蒙"的理想,同时,在二者之间,又有颇多的理论承继的关系。最终,"启蒙"成为一种表面性的"行动",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