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在创作上最早反映这一特点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理论方面,则是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这篇文章,主张新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应该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     

评新版《呐喊》的“出版说明”及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新版《呐喊》出版,这是毛主席对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作了重要批示后,出版界和承担注释工作的单位,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作了斗争而出版的第一本带注释的鲁迅作品。它比起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的带注释的《呐喊》(以下简称旧版),有很大提高。第一,增加了题解。     

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策略

对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历史,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它概括为是反革命的“围剿”与革命深入的时期。并指出有两种“围剿”,一是军事“围剿”,一是文化“围剿”。国民党反动派采用下列办法进行文化“围剿”:第一,限制并剥夺进步书刊的出版自由。第二,对于进步的图书杂志禁止发行,进步影剧禁止上演。第三,对于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机关肆行破坏。第四,对于进步文化工作者不断逮捕和杀害。第五,提倡民族主义文艺,支持黄色文艺,企图以此对抗左翼文艺。正如鲁迅所说的,敌人的禁锢,比罐头     

读增田涉的《鲁迅传》札记

鲁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1903——1977)在《鲁迅的印象》中曾谈到他和鲁迅的交往:“我在上海和鲁迅直接接触,是从昭和六年(1931)三月到同年十二月末的十个月期间,以后,从昭和十一年(1936)六月到七月,为了探望他的病,再一次去过上海,前后凡一年问,都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从昭和六年回国后直到他逝世前,大约每月通讯两回。     

关于《谈金圣叹》的写作背景

鲁迅《谈金圣叹》一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于同年七月《文学》创刊号,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这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的说来,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围剿",一方面是革命的深入.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一九三三年二月,毛主席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农村革命进一步深入.在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逮捕,杀害进步文化工作者.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坚持斗争,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使文化革命进一步深入.     

对鲁迅作品某些注解的异议(二)

《一件小事》中的“人”《一件小事》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 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甚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 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看不起人”的“人”,是泛指所有的人,还是专指反动统治者,“人”在这里是个关键词,直接影响到对人物“我”和作品主题的理解。     

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刘半农和钱玄同——《中国现代文学史话》之一节

一九一八年三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王敬轩的来信和刘半农的复信。王敬轩并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为了对《新青年》持反对意见者进行一次有力的反驳,钱玄同和刘半农想了一个好办法: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集中所有反对意见以来信形式在《新青年》上发表;由刘半农逐条反驳,以复信形式在《新青年》上同时刊出,使读者从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中,判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