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的四重路向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文化建设既要坚持民族立场,又要有全球视野;既要加强主流文化的建构,又要注重大众文明的建设;既要传承传统社会的道德精神,又要注重法理社会契约精神的培育;既要提高公民的基本素养,还要培养公民的现代意识。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文化建设四重路向的影响下,具有合理的开放性、不同的凝聚层次以及适应时代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新型主体。     

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是“一体两面”的文化现象。在文化传承而言,它是民族精神;在民族实践而言,它是民族凝聚力。两者互相推动,共同前进。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它提升了民族凝聚基础、提供了民族凝聚动力、确立了民族凝聚目标;反过来,中华民族凝聚力保障了民族精神实现、预示了民族精神方向、推动了民族精神创新。     

重读儒家经典的五种意义

当代社会"重读儒家经典"有两重内容五种意义:一是本该读而没有读的"普及型重读",其群体主要是普通大众,意义在于"补充传统文化的知识性匮乏"和"追溯公民品格的道德性渊源";二是本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研究型重读",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着重"寻求儒家学说的现代性出路"和"回应全球泛化的民族性重构";这两种"重读"之间的对接意义为"应对信仰危机的精神性寻根".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中国哲学精神的追问与呈现——评《中国哲学精神》

在《中国哲学精神》一书中，作者通过三种方式证明“中国哲学”有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这三种方式为：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彰显“哲学的中国特征”，在对精神的体悟中理解“生命的天人合一”，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现“变迁的哲学精神”。     

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主线

共同富裕是理想社会的价值指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恩格斯把“共同富裕”标刻在思想理论的底层核心,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共同富裕”书写在初心使命的旗帜中心,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主题无疑就是“共同富裕”,它具体展现为逻辑自洽的三条主线：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主体承当,解决了共同富裕价值主体从“现实的人”上升到共同体的“为了谁”、创造主体从无产阶级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由谁推动”、受益主体从全体人民延展到世界人民的“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权利基石,彻底消除贫困,保障个体的生存尊严;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城乡的权利平等;按劳分配所得,确保全体的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超越资本增殖逻辑的制度探索,推动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演进,促进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变迁,从而建构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创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新时代具化的公平正义。     

"文化民族性"的三种解读理路与情感重构

"文化民族性"双关文化理论和民族情感,对它的解读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理路:冯友兰的"以理论事"路径,通过"性、习、情"的判别明晰"民族性";张岱年的"中国哲学"路径,以传统"体、用"范畴阐释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庞朴的"文化寻源"路径,借用西方文化学的"发生、阶段、模式"说,从理论上厘清"民族性".学理探究与现实关怀紧密关联,三种不同的解读理路目的一致,即为了"民族自主"的情感重构.     

近二十年来的人文精神研究

“人文精神”是中国学术界近二十年来的热点话题。这场持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文化有无人文精神、中西人文精神的异同、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论争的主题是人文精神是否失落与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研究的视角深入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问题的展开注重学理和实践的结合。     

取《易纬》驳谶符：扬雄与谶纬学说

扬雄与谶纬学说关系复杂纠葛,之所以如此,源于＂谶、纬相同还是相异＂的历代学术公案。重新清理＂谶、纬论辩＂的史料依据,就会发现这一公案的真实面相：争论双方只是立足点不同,其实结论一致,即＂谶、纬＂内容有异、名称互杂。以此为前提,扬雄与谶纬关系的梳理就会比较清晰,扬雄是＂取纬驳谶＂,吸取《易纬》的宇宙生成理论、＂数字生成次序＂、＂易数的方位排列＂、＂卦气说＂等汉代学术资源,批驳＂欺世罔俗＂具有灾异性质的＂谶符＂。     

文化变迁：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内在机制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的发生、发展与文化变迁密切相关。文化变迁由感性向理性的不断提升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内在机制。在文化变迁过程中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了四个主要的文化内涵 :对故土亲缘的情感归属、对道德至上的文化认同、对群体本位的价值信奉、对“合和一统”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