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开展学生感恩教育的思考

感恩是指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是对他人帮助的回报。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一些不良信息的传播腐蚀了青年学生的心灵，使他们感恩意识薄弱，诚信缺失，从而导致道德水准下降。文章从感恩教育的内涵，高职院校开展学生感恩教育的意义等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了开展感恩教育的几点思考。     

河间杂歌的名称释义及文化探源

河间杂歌作为《琴操》中琴曲类别之一,是蔡邕对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的总称.杂歌的命名一方面借鉴了汉代文体分类中以杂命名模式,一方面依据汉代琴曲自身的特点.楚地民歌及汉代歌诗是汉代早期琴曲歌辞的主要来源,而杂歌则来源于西汉时期分散在朝廷之外的琴曲.汉武帝时期杂歌由河间献王搜集整理,汇集于斯,流行于斯.蔡邕在杂歌前面冠以河间之名,既源于汉代河间国与琴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基于对河间国在汉代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考量.     

蔡邕《琴操·鹿鸣》考论

<鹿鸣>是先秦雅乐中的经典曲目,流传很广,保存时间较长.先秦时期作为雅乐的一个重要曲目,<鹿鸣>有着固定的篇章和演奏模式,在许多重要仪式中被运用.而琴曲<鹿鸣>则是汉代传统雅乐衰微,琴曲地位提升的产物.雅乐<鹿鸣>和琴曲<鹿鸣>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乐系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运用场合,不能相互混淆.琴曲<鹿鸣>只是在题目上借鉴了雅乐古题,而在内容及演奏方式上没有关联.蔡邕在<琴操>中对于<鹿鸣>曲的题解,并非是对鲁诗说的简单沿用,而是根据琴曲特性及<琴操>整部书的内容风格所作的精心选择.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     

再论《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乐记》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迄无定论。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本文在考辨诸说的基础之上,结合出土文献,对《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新的论证。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汉代楚歌的兴盛及其文化解读

楚歌是楚文化孕育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样式。楚歌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创作上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秦汉之际楚文化的复兴,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汉代以禁释琴理念的历史生成及其根据

汉代士人以禁释琴,把琴视为禁邪节欲之具。这种定性不是汉代士人对琴所作的牵强附会的解说,而是渊源有自。从字源学角度考察,琴在造字之初就具有封藏、收敛之义。从乐器的音质特点来看,琴声轻柔婉曲,与之相应的弹琴动作也以抑敛为主。以禁释琴理念滥觞于先秦,汉代士人对琴所作的定性与之一脉相承。     

蔡邕《琴操·雉朝飞操》考论

<雉朝飞操>在扬雄的<琴清英>和蔡邕的<琴操>中都有著录,是两首同题琴曲.两首琴曲之所以题目相同,是因为它们具有大体一致的题材和基调,都把雉鸟作为男女婚姻的象征.扬雄<琴清英>对<雉朝飞操>所作的题解,以春秋时期卫地文化为背景;蔡邕<琴操>对<雉朝飞操>所作的题解,则是有春秋及战国时期齐文化的折射.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雉朝飞操>不但文化背景出现差异,而且经历了由雅乐到新声的演变.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