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目录学理论的特色

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应从学术史的角度从事目录工作。因此他提出宗刘、补郑、正俗的主张，他的理论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特征的这一目录学派理论的总结，而不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的集大成。     

章学诚“史德”理论新探

章学诚认为良史不仅要有才、学、识三长,而且必备“史德”。对他的史德理论,学者们理解为要求史学家应据事直书,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掺杂自己的主观意图。本文通过对《文史通义·史德》篇及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的考察,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恰当的,章学诚提倡史家应具备“史德”,乃是要求史学家站在维护封建伦理的立场上写史。     

从名实观看刘知几的史体论

刘知几以名实这一范畴为依据，对我国古代史籍体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纠正史学编撰中体例不纯、名实不副之弊。本文从他的名实观入手探讨其史体论，并分析了其史体论的特点、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刘知幾论叙事与信史

刘知幾认为,叙事之美须以反映历史真实为指归,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能准确地反映历史实际,华而不实的文风则有碍于历史撰述之如实传真。史家撰述应尚简、用晦,力戒妄饰,以便在展现国史之美的同时彰显历史之真。这是从信史的角度讨论历史叙事问题。这种认识将古代史学的叙事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当代史学研究者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的笼罩之下,深入理解与研究历史叙事的特性提供了思想资源。     

20世纪史家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史家继承了“通史家风”这一史学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第一,将“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发展为探索历史规律;第二,将“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进程;第三,以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取代了以史资治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反映了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联。     

世纪的丰碑珍贵的遗产--白寿彝先生与中国通史编纂

白寿彝先生深厚的学术和理论修养,为中国通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则是他从事中国通史编纂的动力.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以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及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而显示特色;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为20世纪史学的丰碑;而白先生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必将为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提供珍贵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批评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分析了双重标准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以双重标准评论史家撰史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以双重标准之一的为尊贤、君亲隐讳原则指导史学编撰是造成古代信史难得的主要原因。     

王鹗《汝南遗事》成书年代辨

金朝灭亡后,金旧臣如元好问、刘祁、杨奂、王鹗等本着"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的愿望,纷纷撰著史书,以保存故国信史为己任。王鹗《汝南遗事》所记为其亲历亲见之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者认为《汝南遗事》是王鹗随金哀宗在蔡州围城中所撰,这是将王鹗记录哀宗迁都蔡州城后之军政大事的"目录"误以为是《汝南遗事》。根据王鹗在《汝南遗事·总论》中视蒙古灭金为"天开一统,地入大朝"这一事实,以及杨奂所作《读〈汝南遗事〉》诗,可以确认《汝南遗事》成书于金朝灭亡以后,约在金亡(1234年)后至元宪宗五年(1355年)之间。     

辽、金史《国语解》的史学价值

辽、金史《国语解》是其编撰者所独创的史著编撰形式,体现了《辽史》、《金史》的民族史特色,同时也反映了其作者把握历史特点的史识。本文分析了《国语解》的史学价值,指出了其在中国史学编撰史中的学术地位。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