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江起义开始年代问题的再探讨

本刊上期刊出的我们合写的《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第二节的标题是“宋江的起义至晚应在宋徽宗的大观末年(1110年)或政和初年(1111年)”,这一节的全部论述,也都是为了证实这一论断的。我们做出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南宋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一文。此文说:蒋圆死于宋高宗建炎四年     

中国文化的继往与开来

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老中青都包括在內)的历史使命,是要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现在只谈关于精神文明的一面。既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那就必须首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亦即剔除共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精华部分,用经过筛选而引进的(即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国外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艺、新学说、新思潮,加以充实、补充和改造,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活力,在建设新时代的进程当中,能发挥其宏伟的作用。     

关于开创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新局面的几个问题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就最近一百年来我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说来,可以举出几次比较突出的发展以及造成突出发展的原因: 第一,是由新发现的几种史料所推动的。我这里主要是指在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期所发现的甲骨文,敦煌石室的遗书,在居延发现的西汉时期的竹简,从内阁大库出现的大量的明清档案。从清朝光绪末年甲骨文的被发现、被辨认出来,到从1928年直至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学者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历次发掘,使得甲骨文的研究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以后,不但古     

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判

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不可一世,并且篡夺了几个最主要报刊的领导权的时候,在1974年第二期《红旗》上刊出了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这篇黑文。因为这篇黑文是经文痞姚文元动笔修改过的,所以《人民日报》于二月五日抢先转载了它,不但放在头版头条的显赫地位,而且用了通栏的大字标题。这种做法,开前所未有之先例,也是“四人帮”在北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先后炮制的黑文从未受到过的宠幸。可见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受到“四人帮”的何等重视。     

《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

《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邓广铭《永乐大典》卷三一五六陈字韵，首录《宋史·儒林传·陈亮传》的全文，其下紧接着就又引录了《元一统志》中有关陈亮生平的一大段文字，尽管这一大段文字既缺头又缺尾，所载各事也间有不完不备或传闻失实之处，但它既不是...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

王安石因死非其时,其身后丧葬草草了事,奔丧的人既廖廖无几,更无人为他作“行状”、“墓志铭”、树“神道碑”,而只在墓中埋入一简单“墓碣”。他死时六十六岁,《宋史》本传却误为六十八;死后葬于金陵东郊故宅后,而明代的一个临川知县却说其墓不知所在。这都可证明后人对其生平之极少注意。但因在十年浩劫中曾演出“儒法斗争”的闹剧,使王安石红极一时,遂致江西的临川、东乡两县争认王安石为本县人,纷扰不已。本文正是为澄清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而作。     

辛稼轩交游考

小引宋史辛弃疾传,谓「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然稼轩生平著述,流传至今者,仅长短句耳,其诗文集则自明代以来既已散佚,有清法式善、辛启泰诸人虽加辑录,而所得殊少,其平昔所与交往酬唱之群彦,亦遂难得悉知。顾取其词集及残存诗文与夫其它书传所载与稼轩有过从之迹者核之,其姓名之不见于宋史中者十蓋八九,是宋史未尽能自实其所言也。     

辛稼轩的归附南宋和《美芹十论》的奏进——纪念辛稼轩诞辰850周年

(一)辛稼轩归附南宋政权的初衷辛稼轩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作为山东地区二十万起义军的领袖耿京的代表,往南宋王朝去联系共同抗击金政权的军事行动.宋高宗当时正因劳师而进驻在建康(今南京市),他召见了辛稼轩等一行代表之后,非常高兴,立即授予耿京和辛稼轩等代表以正式官职.不幸的是,在辛稼轩与诸代表返回山东向耿京复命的过程中,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以张安国、邵进为首的一伙人,阴谋杀害了耿京而投降了金     

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一、认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赵构而不是秦桧的几种意见明朝中叶,苏州名士之一的文征明,曾为杭州的岳飞庙题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全文为: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北宋江南西路临川县人。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不做儒生和书呆子。他博览诸子百家,以及医书、小说,不以儒家经典为限。对于儒家经典,他也不迷信“先儒传注”,而要“断以己意”。同时,对“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以验证书本知识的真确与否。他还比较注重社会考察。这样,他逐渐觉察到一些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形成了革新思想。他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指出:“尚变者,天道也。”“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这种“新故相除”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他进行变法的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