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明与儒教的宗教性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相融

在韩国历史上的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虽然各有发展,但呈现出很强的交叉发展以及融合的面貌。虽然历代君王实施儒教振兴政策的很多,但是他们几乎都崇尚佛教。民间的文人志士身上也深刻体现了这种三教互相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韩国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朝鲜王朝,乃至今天的韩国社会。这对我们解决当今多元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从韩国儒学的角度解析儒学的生态伦理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更是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和蔓延。所以,抛弃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基于这一点,韩国儒学史上的"人物性同异论"给我们带来了有用的启示。虽然同论派和异论派在如何认识人与物的本然之性上有本质分歧,但两派都承认物这一非人类存在也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性,这就赋予了物"道德性"和"精神性"的层面。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人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朝鲜儒者南塘的人物性异论及对朱熹理论的新发展

关于理气同异,朱子不仅初年和晚年观点不一致,而且在同一时期的论述中也存在分歧,这就为以后的论争埋下了伏笔。朝鲜儒者南塘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层说,即超形气之性、因气质之性和杂气质之性。前者是从一原的层次上单指理而几乎不考虑气影响的纯粹的性。此时万物理同、性同。中者从理气各指的角度同时表现了同种之间的普遍性和异种之间的特殊性,是因气质的理。同种事物气同,故理同、性同;异种事物气不同,故理异、性异。后者是从理气兼指角度考虑到万物气质差异的纯粹的气质之性,表现了万物的特殊性。此时万物气异、理异、性异。     

"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与儒学

1.序论 韩国最早体系性的著述朝鲜儒学史的玄相允曾就儒学对韩国社会的消极作用如下列举指出:"慕华思想、家族主义的弊端、等级思想、文弱、产业能力的低下、尚名主义、复古思想等"     

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