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公民概念如何通向现代？——一段学术史的考察

在写入现代成文宪法之前,公民概念有一个从中世纪通向现代的学术史历程。中世纪城市对公民的定义很多,大致可分为法条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类。这为公民概念通向现代的两种观念传统铺陈了道路,即绝对主义与共和主义。共和观念的传统在前期以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与哈林顿为代表,后期以法国的狄德罗、孟德斯鸠与卢梭为代表,强调积极参与、公共精神与政治责任;布丹首创的绝对观念传统经格劳修斯改造,由霍布斯推向极致,突出消极服从、权利义务与个体自保。劳尔森、洛克、普芬道夫在二者之间寻求调和。公民概念的两种传统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有不同的汇合方式。法国共和传统的公民经大革命的大众化与民主化洗礼后,最终在宪法上固化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现代概念。     

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必然障碍及可能路径

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有外来引入、传统赓续、田野提炼与官方文本扩展四种路径,而对后者互通的可能性问题鲜有讨论。一方面,政治与政治学之间难以概念互通。其中,在适用条件上,政治概念的非历史性遭遇政治学概念的高度情境性;在意涵性质上,政治概念要求语义唯一性,而政治学概念是多义性解释;在目的指向上,政治概念是证成国家权力合法性,而政治学概念是理解与解释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两类概念可以有条件实现互通,包括共享价值前提与情境条件;政治概念的语义处于政治学概念多重语义的核心位置;二者内蕴共同的政治理想与目标。由此,二者互通路径是,概念及其特定语义在运用于官方文本之前,需要政治学对概念所有语义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与经验论证,一旦成为政治概念,需要政治学进一步廓清其适用范围、操作化测量与评估限度。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中的公民身份——以德国模式的形成为例

公民身份理论的马歇尔范式背后悬置了英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演化进程.吉登斯的贡献在于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视域完善了马歇尔范式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其关系,但其分析不乏简单化.因而有必要在吉登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两个解释模型,并可通过德国模式的形成加以验证.俾斯麦政府仅发展少量的公民权利和虚假的政治权利,但优先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主导的社会权利.德国模式有效推进了19世纪后期的民族-国家建设,但为后来酿造历史惨剧铺陈了道路.马歌尔-吉登斯范式之英国经验的公民身份三分法及其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脉络关系需要加以重新审视.     

三种新政治观的共识与差异

吉登斯、U.贝克与Z.鲍曼构成199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从解放政治、决策缺陷与秩序追求三个视角达成反思性的共识,即西方现代内蕴的政治悖谬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将代之以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各自编织生活政治、亚政治和共和政治的新图景。三者在共识基础上的差异形成一种彼此互补性的关联,即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立场、U.贝克的世界主义方法论和Z.鲍曼的后民族国家视野。     

中共的自我调适与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1935～1940）

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中共内生的自我调适与其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具有“强相关”关系,这可以从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即组织发展与观念变革来解释。组织发展维度,中共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阶级革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据此调整二者关系,并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全民族的代表者”。观念变革维度,为了顺利开展民族革命,最大程度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共把无产阶级国家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力图创建一个集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新国家”。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不仅使中共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作为全民族代表践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推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与全国革命的解放进程。     

市民、臣民与选民:现代公民的角色整合与嬗变

为什么公民问题在当今西方学术界成为一门显学?本文把原因归结为,现代公民经过几百年整合与变迁,当今难以继续发挥其角色的原初功效。从中世纪末期开始,新兴市民借用现代公民的角色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欲求,服从传统君主的臣民成为服从国家主权的现代公民,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等同于选民。公民—国家关系模式中的现代公民整合市民、臣民与选民的角色性格。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市民、遵循安全需求原则的臣民、遵循民主共和原则的选民分别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不同领域中运行,但彼此逐渐出现断裂,导致公民角色的当代式微。对公民-国家关系模式的反思以及对全球新型公民角色的构想汇拢为公民问题的泛起。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视野下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走向

当代西方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激化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争论,但伴随着过去三十多年频繁的社会政治危机,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和主题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政治理论家们在争论中不断调整其立场,从而构成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基本走向。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这种阶段性变迁,对西方政治学界转换理论视野、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