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革命时期的冯玉祥

<正> 大革命时期的冯玉祥,对革命的发展和失败都有一定影响。本文就这期间冯玉祥的功和过、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及其教训提出一些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从“北京政变”到“中原会师”对革命曾有功绩1924年10月,冯玉祥身为直系军阀集团的将领、北洋军阀政府的陆军检阅使,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机会,联合直系将领孙岳、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在北京的统治,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冯所统率的部队,从此基本上脱离了北洋军阀系统,改称“国民军”,以表示服从孙中山的革命事     

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之我见──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三章中之《国民党派系斗争》

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上海译本与北京译本两种版本，都是分为两大部出版的。该书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最权威性的专著。该书的体例为分专题编纂的，基本上是每章一个专题，各专题大都是由国外对民国史中的该专题最有研究的专家、最著名的教授撰写的。该书不仅在整体上以专题研究的体系反映出学术上的较高水平，而且运用了大量国内外的第一手资料和参考了许多专著。该书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学术界研究民国史，无疑是有启发和促进作用的。但是作为这样分二部编撰的合计二十六章的大型专著，各章的研究水平难以取得一…     

“八·一三”抗战中的冯玉祥

“八·一三”抗战期间,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是“八·一三”抗战的最高指挥者,但由于蒋介石害怕冯掌握兵权,多方掣肘,使之有职无权,限制了他指挥战争的作用,不过冯的爱国精神却是蒋所限制不住的。他不顾蒋对他的歧视,仍然不断地提供有利于抗战的建议,并关心抗日士兵的疾苦,宣传“八·一三”抗日英雄的事迹。他对“八·一三”战役中所存在的混乱、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评,反映了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冯玉祥虽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位参加领导过“八·一三”抗战,但他在这期间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也未见到学术界的专题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探讨如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冯玉祥

<正> 冯玉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人物。他所经历的政治道路是曲折的。他的后半生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和人民的赞美。一、从受蒋介石排挤到反蒋战争失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的帮助下,冯玉祥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1926年初,统率其国民军全体正式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苏联的支持下,冯部在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然而,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末期,冯误入歧途,追     

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

<正> 路哲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稿》)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动态的分析,在以下几方面独具特色。一、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作了如实评价。《史稿》指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有一些闭眼不看现实,只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狂人。但是,从在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成员们的整体来看,并不完全如此。”(《史稿》第8页)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队伍很复杂,其中固然不乏文痞、政客、革命狂热病患者,但绝大多数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对中国实际的调查,提出过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当认识到无政府主义道路行不通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继续探索真理,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人最终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辛亥革命中上海立宪派的转变和对革命的贡献

上海绅商阶层多为立宪派,在清廷“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他们掀起宪政运动,三次派代表赴北京请愿。辛亥革命期间,立宪派认清了清廷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意图,对清延完全失望;这时上海的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积极争取,立宪派纷纷转入革命队伍。上海绅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了革命政权。上海绅商的表现是与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有联系的。历史证明,上海革命派积极策动、争取立宪派加入革命是正确的策略。     

城市转型中近代上海会馆的特点

会馆 (公所 )就全国来说最早出现于南宋 ,明清时代在各大城市普遍产生、发展 ,民国时期呈现衰落迹象。而上海的会馆 (公所 )在清代上海开埠后才大量出现 ,是传统城市向近代化转型中的产物 ,其存在与发展与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 ,因而有三大特点 ,即 :都是商业性的 (即没有科试会馆 )、后来居上 (相比其他内陆城市会馆而言 )、长盛不衰 (民国期间 ,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会馆长盛不衰 )。本文据上述情况界定了上海的会馆。     

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的要害为民主革命时期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幻想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笔者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违背中国革命规律的错误理论。在此前提下,遵循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两点拙见与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商榷:第一,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并非形成于1923年他的两篇文章①,而是形成于1926年9月②;第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并非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动摇不定、时起时伏的错误理论体系。这与党在幼年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客观形势演变对陈独秀的影响是有关的。     

评东南社会变迁与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小刀会的各种不同于传统秘密会党的特色,都源于东南社会变迁。五口通商后受洋货直接冲击,传统农业、手工业破产;传统秘密结社天地会支派随移民进入沪地,成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关键性因素。此时的商贸环境使小刀会重视商贸,“洋人”环境使小刀会面临复杂的外交关系。     

蒋介石对帮会的利用与控制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在1927-1937年的十年间,帮会势力空前发展,由本来下层社会的民间秘密结社,发展为公开或半公开形式的、有众多社会上层人物参加的庞大的社会势力.帮会势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蒋介石及其政府对帮会的纵容、支持和利用.但是,蒋介石对帮会力量是采取两面政策,既有纵容、支持、利用的一面,又有限制、控制、压制的一面.蒋介石和帮会的关系,始终环绕一个中心,即建立和维护蒋本人及其集团的统治地位.蒋与帮会的关系反映出蒋个人的政治手腕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帮会的政策.帮会大都属于黑社会组织,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与鸦片贸易、走私舞弊、法制不昌、正气沉沦分不开的.“蒋家王朝”统治下的烟、赌、娼、盗泛滥成灾,是帮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而“蒋家王朝”的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特务统治、结党营私,又为帮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研究蒋介石与帮会的关系是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个侧面.笔者抛砖引玉,请专家和识者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