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与行卷

行卷是由唐代科举衍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很多士子借助行卷的方式得以登第。但宋以降,由于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降低了行卷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学者大多认为,行卷在唐、宋之后便不复存在,但实际上,行卷之风在明代中后期再次兴盛,士子又奔竞于名公贵人之门。明代文人的诗文集收录了许多有关行卷的文章,特别是明代文人相互标榜及结社等风气的盛行,为明代行卷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对文人心态、社会风气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明代文社与科举文化

明代中后期文社的大量出现是科举文化衍化出的重要文化现象.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以程朱理学为解题规范.出题范围的狭窄,文体格式的固定,以及评卷标准的僵化为士子们寻找考试规律提供了便利.他们自发地组成文社,相互探讨学习攀业.文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切磋举业的机会,对他们的登科也大有裨益,甚至还成为下第士子的精神家园.文社因科举而繁荣,反过来对明代科举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文社在明代后期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他们试图以社团的力量,通过对明代前中期文风的提倡,改变当时空疏浮躁的科举风气;并刊刻社稿以及名家名作,作为规范士子们写作时文的准绳,以更好地矫正士人心态.文社社事活动的开展,又衍生出了许多泛科举文化现象,如时文评点之学的盛行,科举书籍的刊刻、推广等.随着势力的壮大,一些文社要员或操控科举考试,或干预朝政,使文社远离了当初建社的本意.     

清代民问考评式结社述论

民间考评式结社是盛行于元、清两代的重要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士人心态紧密相关,同时也是科举文化作用的结果.即使清代统治者严令禁止文人结社,但这种结社形式仍然得以广泛传播,成为清代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民间考评式结社的流行不仅促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文学发展,也填补了清代文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或科举不第的心理空缺.     

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南戏就较好地反映了女性与状元的关系。在科举考试之前,女性们为士子筹集赶考的盘缠;士子进京之后,她们又必须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以及承受分离之苦。如果士子能够高中状元,她们也能得到应有的封赠。宋元南戏明显地突出女性的作用以及状元的身份,寄托了元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闽中诗派结社述论

林鸿、高棅等人的结社在闽中诗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闽中十子之间的结社唱和,促进了同派之人诗歌创作风格的趋同;在与僧人的结社中,禅宗思想的渗入也推动了诗派的理论建构;诗派成员在馆阁同僚之间的聚会酬唱中,扩大了诗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     

科举视域下明末清初文人的选刻活动——以《儒林外史》为例

《儒林外史》中多处描写了士子选刻举业范文的活动,如马纯上、匡超人等选家为我们所熟知。明清科举考试内容、考试文体的程式化,使得士子们探寻到了钻研时文的规律,刻本也就为他们学习举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商人刊刻程墨所派生的经济效益推动了选刻活动的发展,而与科举相关的文人结社更是起着重要作用。小说中的选刻活动既反映了选刻风气在明末清初的盛行,也折射出明清科举文化的社会影响。     

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