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古希腊——对《蝇王》中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蝇王》为现代性作出的诊断是理性自身出现异化,且具有暴力属性,其异化动因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小说中,西蒙被杰克等人当作野兽杀死,是特殊性主体欲获致普遍性真理,即理性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同人物对野兽的解释,隐喻了知识权力的对抗,也涉及荒岛统治权的争夺。荒岛统治权的更迭表明了理性的脆弱与无力。在拉尔夫和杰克的斗争中,权力借用身体,从保存主体与消灭违逆权力的主体两个方面,实现了挣脱理性束缚和压制主体理性的目的,最终导致主体理性丧失了自我反思的功能。小说“机械降神”的结尾,为解决理性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在现代性语境下解读《蝇王》,并与《俄狄浦斯王》等古希腊作品进行互文阐释,对重新理解当下的理性、权力及两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

对"理论之后"的诸多误读导致人们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伊格尔顿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在《理论之后》后四章中,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了起来,已经表现出从"政治"过渡到"伦理"的倾向;而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立场上提出:真实世界和文学之间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实践关系,文学具有本体论价值,它在伦理学意义上参与了对世界的建构,文学从事的道德工作及其具备的伦理学价值在于其对专制力量的反抗。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媒介转向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层面上面临着媒介转向,文艺理论研究与媒介研究存在可通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在媒介化转向后的文艺理论重点研究范畴应关注主体及媒介渠道和内容的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的当代传播困境探因

作为书籍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散文在当代面临着较为尴尬的传播阑境,其原因在于：狭窄单一的传播渠道导致古代散文至今只能在学术圈和学校教育中传播;大众消费主义带来的媒介化、功利化、跨边界特点导致古代散文的价值无法体现为社会“受欢迎程度”;古代散文强调思辨、反对直观,其远离现实的传播内容与传播载体致使自身被媒介社会边缘化;古代散文自相矛盾的传播功能和目的弱化了自身的传播效果。     

趣味区隔还是成本差异——经典文学传播困境初探

文学经典在眼下所遭遇的传播形式与内容困境、接受困境、命名困境,不仅是趣味问题,也涉及到成本问题。个人的文学作品选择有感性的"趣味说"和理性的"成本说"两种依据,前者偏于群体化、肯定性,后者偏于个体化、否定性。趣味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前者涉及读者的文化传统,后者与读者时代文化氛围、生存境遇相呼应。文学消费是一个理性的成本计算过程。在精神产品极为丰裕的当代,人们的"利己"行为主要体现为成本优先,在于降低"选择"行为本身的成本,这是一种面向发展的成本。个人对文学消费成本投入的评估标准呈现出某种线性化的结构特征。读者的阅读成本、文学文本的交换价值、文学消费的成本差异应当引起重视。     

寻找阿基米德支点--反思《理论之后》争鸣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问题

学界近年来对《理论之后》之“后”的探讨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语境问题.“理论之后”并非对经验研究的强调和对理论思辨的纠偏,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呼唤政治.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学科,并不是要遗弃文学,而是试图找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的、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着眼点来审视文学,并试图成为阿尔都塞所设想的、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似是而非的态度是摆脱知识(理论)和信仰(意识形态)二者间悖论状态的一种尝试:文学理论需要站在意识形态外面来反观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假如把意识形态比作地球,把“科学”比作杠杆,把伊格尔顿比作阿基米德,他要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依然来自于地球,这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尝试实为一种文本生产,中国学人要从此讨论中吸取教训,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和文化问题.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以媒介为核心的文艺传播学研究新范式

文艺传播学综合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以媒介为关键节点,并以此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诸多概念,既可以从理论与抽象层面,也可以从经验与操作层面进行研究。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的前提下可将文艺传播的历时性研究归入文化层面上的上层建筑,将文艺传播的共时性研究归入经济...     

文化研究：一种批判的乌托邦

文化研究以批判日常生活与常识为目的,以捍卫日常生活为方法,其批判性和参与性体现出一种置身其中但又超然物外的乌托邦精神。当代大众文化的再生产已经无法离开消费者的接受、认可和广泛参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理论的重构和对乌托邦精神的呼唤,这种批判要与传统的文学、艺术概念保持距离,是一种辩证的批判。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僵化的“能指”提出质疑,不断寻找全新“能指—所指”意义链的过程将使自身一直处于进行时态中。     

修辞叙事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修辞叙事学视野中的散文研究关注作者及作品与读者间的修辞性交流关系。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叙事目的皆为说服,读者可从中推导出不同的隐含作者,后者说服隐含读者的过程即修辞性叙事的过程。中国古代散文大多采用全知型叙事视角,叙述策略上甚至会不惜捏造事实以强化说服效果。叙事者和受叙者之间缺少面对面交流的读—写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散文隐含作者的多重性。散文研究必须考虑文人官僚的政治斗争需要、写作的特定叙事对象等问题。从修辞叙事学维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便于从作者-作品—读者—语境全方位把握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