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边远地区苗族原始遗俗比较研究

<正> 近些年来,笔者曾多次深入到贵州省境内不同支系的苗族地区作人类学考察,调查地点有从江县加鸠区(属月亮山苗族聚居区)、贵定县云雾区仰望乡(属云雾山海(贝巴)苗聚居区)、镇宁县募役区(黑苗、花贝苗分布区)、六枝特区中寨区(喇叭苗聚居区)、长顺县广顺区、罗甸州边阳区、逢亭区(均为黑、苗分布区)等。这些地区,地域偏僻,交通闭塞,因而较多地遗留着人类学中的一些原始遣俗。笔者认为,通过这种连续地直观调查,参照考古学方面的材料,对苗族原始遗俗进行综合分析,并与美州各部落的原     

铜鼓文化与东南亚民族关系

铜鼓,作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若干民族古典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既反映了这一广阔范围各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色,也反映了他们之间通过铜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的相互关系。一、古代中原华夏族对西南各族的影响与铜鼓的起源就古代铜鼓的分布而言,以中国西南地区最为广泛。在中国境内。铜鼓的分布包括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国外,印度支那的铜鼓较多,缅甸、泰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甘尼安岛、卡伊群岛、土瓦岛、新几内亚的奎岛亦有铜鼓的使用或出土。古代铜鼓的分布如此广泛,说明锕鼓文化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追溯铜鼓的传播史,与这一广阔地区远古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结合直接相关。笔者认为,古代铜鼓的产生和广泛传播是东亚大陆古老的青铜文化与     

先秦汉晋各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营

我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历代中央王朝对这片地区不断进行开拓和经营,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和进步,加强了它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一、夏、商、周王朝以及秦、楚两国对西南地区的征伐与统治 很早以前,西南地区的远古氏族部落与中原的原始文化就存在某种联系和相互影响。黄河中下游流域进入阶级社会后,西南地区仍处于氏族部落阶段。但中原的部落奴隶制国家和此后的三代王朝先后与西南某些地区的部落,某些民族或国邑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关系。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期,中原统治者的势力即已到达西南,并进行统辖。如,巴蜀境域的“华阳之址,梁岷之域”,“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又如,黄帝下属的一些部落,在其首领昌意的率领下,从黄河中上游流域南迁到若水（今四川雅砻江、金沙江）,还“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使蜀境的原始民族中渗入了中原民族的成分。     

苗族远古文化及其原始遗迹

苗族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曾经迁徙,分布在广阔的地域,因而在文献中有大量叙述,并在偏僻地区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远古文化的原始遗迹。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深入地揭示苗族社会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山海经》与先秦时期的南方民族

先秦文献《山海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前后经多人撰补刊刻,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记载的山川风物,超出我国的辽阔境域;它叙述的自然景象,至今仍可查考;宣书录的医用药物,现代科学还能检验,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巨著还为先秦民族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保存了《经》、《传》不载的古代民族学的珍贵资料;它是民族文化遗产中     

贵州边远民族地区的原始宗教遗俗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贵州边远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存在着各种原始宗教遗俗,这与民族地区如何加快四化进程,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边远民族山区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尽快致富,为此,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尚存的原始宗教遗俗,探讨其产生和长期保留的原因和影响,提出在这种地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参考意见,从而促进四化建设,迅速改变他们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面貌,是历史赋予社会科学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