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与发展: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辨析

即使最发达、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形态也存在许多混合和过渡性症状。所谓东方社会 ,更是一种混合形态 ,其内部总是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 ,为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在对中国近代社会形态进行概括时 ,有的学者把中国近代社会正常的发展状态看成“畸形”、“怪胎” ,这种看法难以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面目 ;有的则把资本主义因素混同于封建因素 ,不利于认清封建主义的本质。其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层次的、发展而不发达的社会 ,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结构同样是混合型的 ,这种混合形式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向前发展的表现     

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经济因素

中国近代形成过一批大型的企业集团是无容置疑的。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9年资本额即达1500万元（银元，下同），除垂直延伸的附属企业外，在香港、上海、印尼、武汉、重庆、广州等都有企业；抗战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售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荣家企业中，1932年申新纺织集团所属的9家纱厂拥有股本达1525万元，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12．14％，荣家的茂、福新面粉集团股本额达790余万元，占全国关内产份能力的32％．永安纺织集团所属的5个棉纺织厂自有资本达1835万元，纱锭数占全国的7％左右。刘鸿生实业集团1931年资本额达740多万元，其…     

淮北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商人集团的寻租活动

清朝和民国前期的淮北盐商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自利目标,不断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优势,或对政府权力进行直接渗透,或收买其利益代言人,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坐享政策偏差带来的巨大益处。清末市场化和股份制浪潮兴起后,由于政治权力依旧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商人的寻租活动比以前更加普遍,使得盐业利益仍被少数集团所掠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本已不公的盐业政策愈加败坏。依靠寻租活动而先行致富的商人集团,天然地不能作为淮北社会的普遍代表,不能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与中国近代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买办与非买办

近代中国的买办服务于外商的公司洋行,广泛地接触了外部世界的思想、文化和经营管理方法,被誉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他们新型的商业知识,敢于承担风险的气质,以及他们积累的巨额资金,使他们在投资、经营近代的工矿企业时,具有独特的优越条件。从第一代资本主义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开始,买办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举足轻     

中国近代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辨析——以工人中的帮派为例

在中国近代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加入帮派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前提并不是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和保护关系的解体，因而当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反而从经济上为各种帮派提供了保障，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和保护关系以改变了的形式，从现代经济的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附着于现代经济的毒瘤。工人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要远远强予以法律表现的契约关系，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不完全符合商品交换规律。     

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

明代以前,中国海运的技术和条件已十分成熟,明初郑和的船队更是极当时世界之盛.但自明成祖时起,明清中央政府却开始畏惧海洋,在向京师运送漕粮时,长期弃海运、行河运.造成了国家财政极大的浪费,并牺牲了许多无辜百姓的性命.更为严重的是,维持河运给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态灾难,并使中国忽视了海军建设,使中国在欧洲列强开始海上争霸之时,由航海强国突变为被海洋所抛弃的没落帝国,最终为海洋国家所征服.而维持河运的真实目的,相当程度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利所造成的.     

近代江苏南部城市货币资本的积累及运行

在近代江苏南部城市的发展中，表现出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些货币资本积累较多的城市，新式工业的发展反而相对迟滞，城市也呈衰落趋势；而与之邻近的货币资本积累相对较小的城市，新式工业反而获得长足发展，城市也呈日新月异趋势。如苏州之于无锡、扬州之于南通、镇江...     

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

近代苏鲁地主对佃农拥有初夜权。这一权力的实施是社会结构异变的结果。这里的社会分化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利益集团(大地主)与大量占地较少的贫民群体,社会结构演化为缺乏中间阶层的哑铃形而非金字塔形。掌握行政、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权力的大地主,基本上不受程序化的法规制约,多沉湎于本能型的享受,无法追求高成就动机人格。一方面,他们利用国家优裕的政策,对贫民实施包括初夜权在内的各种超经济剥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对下层民众的控制,经常策动成千上万的贫民反叛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国家,以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成为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     

两淮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国家机器的自利化

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两淮盐业实行专商制度。掌握政府核心权力的高官乃至皇帝,凭藉操纵盐务政策,制定偏向性的优惠措施,成为盐务的最大受益者。与盐务相关各阶层所获得的利益,不是基于同等机遇,而是基于与国家核心权力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由此造成国家权力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从而大肆进行寻租活动,使国家权力愈加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