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是利用内地所产茶叶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等产品进行交换的一种特殊贸易,是民族交往的一种形式,我国历史上的茶马互市源远流长,为加强中原地区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地处祖国西北要冲的兰州,是通向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地的咽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孔道,同时也是西北的军事重镇。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兰州地区是历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尤其是有清一代,兰州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是全国茶马互市的中心。     

浅谈古代考试制度对个性的制约

隋炀帝设进士科是严格意义上考试制度的开始,这种制度维持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一种选仕制度象科举考试一样,对一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社会意识及个性的发展影响那样深远。从整体上看,考试制度是对晋魏南北朝盛行的“九品官人法”的否定,其社会意义在于扩大了人才来源,激励社会竞争风尚,促使文化格局变动诸方面。正由于此,考试制度备受历代政府的重视,以致任何以别的途径取而代之的试图终归失败。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论证考试制度的进步方面,而这一制度对于思维惯性的形成,即对个性发展的制约却未曾予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前近代社会国家的经济职能

魏明孔认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政府经济职能主要在政府直接经营一定的行业或领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法规等三个层面。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资本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应给予适当地肯定。武力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来推进工业化,由国营企业贯彻工业化意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运行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的严重代价。剧锦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新时期,国家资本的运行形态日益市场化,国家资本的实现形态更加高级化,国家资本大大提升了控制力;国家资本壮大的同时,国有资产、国家资本正遭遇巨大的流失风险。     

建中元年(780年)两税税额基数考

<正> 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讨论两税法时,有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是难以回避的,这就是建中元年两税税额到底是多少?这是千余年来的一桩悬案.今不揣浅陋,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以考证,以求真谛.建中元年制定两税税额的依据是,“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而这一年正好是两税法颁布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年).由于史书记载的对象前后不一,故时至今日,或坚持建中元年两税税额为2050余万缗,或认为其数是1200万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笔者通过考辨,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而之所以这样,是这两个数字都是指建中元年两税法中的不同内容.     

隋代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与“张掖互市”

隋代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隋朝建立后,中央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阻止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保证丝绸之路畅通,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往更加密切,特别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商品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地处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地区,其咽喉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论是民间贸易还是官方贸易,都远远超过了前代。特别是由官方组织和经营的“互市”这一形式,更在中外交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隋代之盛,极于此矣”,当是有根据的。     

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

我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具有显著的特点,这既包括其自身(这些特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与近代企业之间的不同。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为:一、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比较活跃;二、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相当发达;三、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模式比较普遍;四、合伙制具有近代企业萌芽的某些特征;五、民间手工业生产者有土地投资偏好;六、工匠的身份变化比较大;七、工匠技术的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承。     

陇上社科人物

著名诗人、藏学家王沂暖教授,1907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字春沐,汉族。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获文学士学位。同年回乡,任中学教员。“九·一人”事变后,他不甘当亡国奴,于1935年入关,1938年春到成都西陲文化院工作,开始自学藏文。1942年应聘到重庆汉藏教理院任讲师,从此走上了藏学研究、翻译的道路。四十年代,王沂暖先     

“吴承明、汪敬虞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吴承明、汪敬虞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2007年4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稿的有方行、林甘泉、经君健、丁长青、李根蟠、董志凯、杜恂诚、虞和平、朱荫贵、陈争平、王玉茹等先生。“吴承明、汪敬虞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     

“玄武门之变”探源

武德九年(625)年六月四日,发生了对唐代历史影响颇大的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正史将政变发动的原因直接归咎于建成、元吉,而把这次政变中的胜利者李世民所扮演的角色和“周公诛管、蔡”相提并论。千余年来,这似乎成了不刊定论;后人间或对此提出质疑,然苦于史料不足,对其进行全面分析者甚少。读史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玄武门之变作一全面分析。笔者不敢奢望由此而为定论,只求抛砖引玉而已。     

曹魏对金城、河西地区的经营述论

在鼎足而立的三国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金城郡(治今永靖县西北)和河西地区,既是曹魏联合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同西域诸国经济往来的前沿阵地,又是曹魏积蓄经济、军事实力,以做好统一全国准备的大后方。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曹魏政权一开始就对这里很重视。自赤壁之战后,曹魏一改过去只是奉行羁縻安抚的策略,开始重视这里的农业生产及内外贸易,对开发金城、河西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金城太守苏则、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和皇甫隆等人的一系列开发措施,既符合当地的实际,又符合曹魏开发金城、河西地区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