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房地产业与消费的机理关系看新古典经济学“四化”理论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配下,中国房地产目前不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内需不足”的单个最大因素,成为极大影响中国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平等性、公平性的因素,而且其自身结构、运行和功能反映出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僚资本利益集团之行为和现象,绝非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中国房地产业与消费的机理关系及其自身问题反过来证伪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管是它的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它的供求决定价格理论.     

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论证

本文对1927-1937年、1949-1957年和1958-1980年历史阶段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致使经济发展的政策、方法、手段、模式和结果,以及伴随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社会和经济现象,都对社会和谐程度产生不同影响.在比较分析基础上设立的现代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组,揭示了社会和谐可以成为八个变量的函数,从而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并没有简单线性因果关系.     

博兰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的方法论剖析

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批判有相当见地。但使用无限回归方法就不难发现,由于割裂了理论与真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陷入纯粹逻辑学分析的封闭系统方法陷阱中,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隐性方法论和显性方法论的批判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的改进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也无法使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只是众多经济学支流中的一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及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房价改变中国贫富差距及消费差异的作用机制探讨

工资收入既可用来衡量贫富差距又能测试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这个看似简单的收入—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决定关系,在房价作用下产生变化。本研究使用超大、特大、大城市1998—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房价—贫富差距—消费差异构成的变量体系,使用固定效应动态面板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及MG估计模型的方法,分析房价对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差异影响,探求房价与收入关系对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消费差异所形成的“双轨”作用机制。一方面,房价对居民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效应通常被收入差距衡量所掩盖。另一方面,房价从根本上改变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扩大本来由工资收入造成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可以说,作为单个因素,房价对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影响比工资收入本身更大。这个“双轨作用”不仅与习近平“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理念背道而驰,而且对依靠“扩大消费内需”才能实现的“国内大循环”产生阻碍效应。因此,只有改变房价产生的这个结构性作用机制,中国贫富差距才能得到改善,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才能缩小。     

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

一、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合理性人类社会充满了矛盾、斗争,其中,不仅有国家间的矛盾、斗争,而且有民族间、地区间、群体间、阶级间、党派间、个人间的斗争。如何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必然成为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群体、阶级、党派和个人所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胜利不是意味着中国古代楚汉之争那样的生死存亡,就是意味着现代西方的两党竞选那样的此上彼下。斗争有时是在势均力敌的双方之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对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科学角度看,1981～2005年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是经济政策决策的科学性、经济行为与价值观的一致性、雇佣一劳资关系下劳动力属性以及社会问题成本这四种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同时又是政府功能定位、行为特征和运行效益的函数.实证分析与对比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没有简单线性关系.     

经济学方法论中演绎与归纳之争的终结

今日之经济学,一如古典经济学一样,仍然存在着演绎与归纳的争论。新古典经济学借助数学工具对演绎法的使用更使之成为经济学的时尚方法。然而,任何演绎法都必然建立在使用不完全归纳法的基础之上。错误使用不完全归纳法就会割裂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辩证地同时使用归纳和演绎。唯此,才可能建立可用于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由此,我们表明,演绎与归纳之争作为一个伪命题,可以终结了。     

对“交叉持股、资本融合”作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理论、实践与方法论检验——基于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辨析

交叉持股、资本融合是企业微观层面的资本组织形式和市场行为，与其他所有资本组织形式一样具有可变性、博弈性、阶段性等本质特征，将其作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国家宏观制度下经济成分安排的主要实现形式，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存在严重的逻辑性问题；而“非市场性交叉持股”更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一般企业管理原则。从方法论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角度剖析，“非市场性交叉持股”在“交叉持股”这一资本组织形式与企业“资本功能放大、保值增值、竞争力提高”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因果关系；当“非市场性交叉持股”同时具有政府行为必然性、国企针对性和私有资本“好处”性本质特征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便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行为，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国有资产、资本、资源及其所赋有的权利、利益的政治经济性再分配。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核心消费压力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基于CSS2013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家庭消费结构中的核心消费压力越小、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核心消费压力不仅直接影响幸福感,而且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变量关系产生调节效应。这一效应通过了对体制内（外）职业与幸福感关系差异性检验的证实,也被年龄、地域等人口学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差异性所证实,从而证明核心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品或消费方面,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家庭消费结构。缓解家庭和居民核心消费压力对提高绝大多数人群的幸福感具有决定性、结构性作用。因此核心消费变量的介入不仅是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使幸福感衡量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合理性。简单以西方研究中设立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确立幸福感衡量掩盖了诸多因素的差异性及其对传统幸福感衡量的影响与作用。毕竟差异性在学术研究中可避免、可控制、可平衡,在现实中却不可避免、不可控制、不可平衡。     

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一方面固然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它所具有的两面性、表里性,影响的客观性、阶级性和政治性以及宏微观性,使得其中含有大量的糟粕。在"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中,只有正视并抵御传统文化上述性质所引起的消极方面,才能产生出对社会实践的正确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