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文化背景探析

建构中国经济伦理体系必须要考察其"路径依赖",即改革前计划体制下和几千年的文化背景这个"新老传统",它对当下经济活动和建构新的经济伦理体系既是动力效用的文化资源又是造成问题和障碍的消极因素.本文揭示了政府行为企业化与政府官员计划体制职能观,权力商品化与官本位观念,市场信用危机与"传统信任特性",民营企业的发展障碍与"家文化"负效应等经济伦理问题与"新老传统"消极影响的相关性.     

中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文化传统之比较

古希腊和古罗马留给西方现代人最有价值的遗产是民主与法律的理念和实践的经验和制度、机制的模式与架构,而中国古人给现代中国人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是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人文精神、道德资源和生命智慧.其重大区别是中国的陈腐传统如封建思想以及所谓国民劣根性之类,易于认识却难以克服,而其优秀文化传统却难以认识和不易理解;西方中世纪黑暗的禁欲主义和现代性的负面因素则易于认识而难以克服,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民主和法律等理念和制度虽然易于认识和理解,但在社会现实的操作层面却难以把握.本文梳理了中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并对其文化传统进行了纵横交错性地比较分析.     

中西文化中的智慧意涵:演变历程与价值意蕴

智慧是人类文明精华的产物,智慧的行为往往能够利于人们找准自我定位,修正人生方向,提升生活品质,消弭人际冲突,增进社会和谐。纵观中西智慧意涵的演变历程,西方文化传统对智慧的定义侧重于逻辑思维的判断和知识技能的习得,中国文化传统的智慧意涵在于价值取向上偏重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把道德视为人生和生命的本质和价值体现。中西智慧意涵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和发展规律,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去观照,或能挖掘更多启迪我们深思的内容。     

农户人力资源变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农村卷数据,采用逐步OLS回归的方法估计了农户人力资源变迁对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人力资源数量变迁的外出务工人数对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农业经营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代表人力资源质量变迁的年龄指标中,老龄化对于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衡量教育水平的各个指标总体上正向影响总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代表观念因素的两类指标中,家庭对于未来的正面预期对于提升家庭收入和农业收入有着显著积极影响.通过进一步的讨论表明,针对样本中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农业经营收入高低不同的组别来说,人力资源变迁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从政策建议方面来讲,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与劳动力外出务工以此增加农户收入,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劳动力数量减少对于农业收入下降带来的影响;在人力资源质量方面,既要重视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又要继续提升教育水平与引导农户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儒的源起与真意——“小人儒”如何跃升为“君子儒”

":儒"在孔子之前原是亡国的遗民,柔弱的文士,虽为寄食者,却又有倨傲的个性和遗风,是为人相礼和丧葬的"小人儒",其经济地位虽卑微,但特殊的职业却又令其自感神圣和崇高。由"小人儒"到"君子儒"的跃升,不仅归功于孔子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儒行",更在于其遵循"天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迹和高山仰止的人格操守。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标志和重大转向。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心性修养学说及其传统渊源于孔子对"君子儒"的型塑。     

中西世俗化路径比较研究

中国的世俗化程度和水平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很高,这是一种伴随人文精神的内在超越的世俗化.但近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却比西方晚了四百至五百年.中国的世俗化原本是人文主义的,但在演进中却严重流失了精神价值,西方的世俗化原本是神文主义的,在演进中积累了重要的道德资源和精神推动力.中国社会自近代以降在社会转型中同时面临科技(物质)、权力和价值(精神)秩序的三重危机.中国社会在世俗化演进中丢失的是崇高的价值追求、丰厚的文化遗产,借鉴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和制度设计中的新思想、新做法,最主要的是人本主义和科学精神,忽视了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和超越价值.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但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因子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是不同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共同决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我国31省市农村工业化水平聚类结果与其对应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指标变量均值的比较,既体现出不同农村工业化水平地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特点,又以历史的脉络演绎我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和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时滞性和非平衡性.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董仲舒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精华

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念为核心,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将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理想和信仰体系一起囊括在他的天人合一即天道观思想之中,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儒学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其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使得先秦天道观和王道理想进一步罩上神圣的光环,"大一统"思想更加凸显了政治化、伦理化意蕴,天道教化的理念经由信仰的建构渗透到社会人心之中。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人的和谐人格构建

"现代性"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同时带来了人的分裂和异化,也因此产生了和谐人格的构建吁求。西方"和谐人格"思想源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人和谐人格塑型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人现实人格发展的理想目标;中国人"和谐人格"的构建需要在中西现代性语境比较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展开。